相同却又不同:成人、儿童及犬胶质瘤中的共同特征与不同驱动因素。 机翻

The Same, but Different: Shared Hallmarks and Divergent Drivers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中文关键词(术语机标,非人工翻译):淋巴瘤/肿瘤 · 呼吸道疾病

期刊Current oncology (Toronto, Ont.)
发表日期2026-09-30
物种犬
DOI10.3390/curroncol33100592
PMID42930160

摘要

Malignant gliomas are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brain tumors, with dismal outcomes. Pet dogs have been proposed as a valuable model for studying gliomas. Here, we compare spontaneously occurring gliomas from adult and pediatric human and canine patients, focusing o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and the canonical pathways of human glioma dysregulation (RTK/RAS/PI(3)K, p53 and Rb). Transcriptomic, genomic, and methylation data from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samples were evaluated. Across cohorts, aberrant signaling in the three canonical pathways correlated with increasing tumor grade. Canine high-grade glioma (HGG) showed extensive pathway dysregulation, especially when incorporating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such as TP53. PDGFRA was a key driver of glioma in purebred brachycephalic ("short-skulled") dogs. IDH1 mutations and hypermethylation were concentrated in adult tumors. Both species exhibited increased neutrophils, M2 macrophages, and regulatory T cells, coupled with depletion of key antitumor effectors. PD-1 and PD-L1 immune checkpoint biology was similarly preserved. Canine glioma seems to occupy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pediatric and adult. Methylation patterns mirrored pediatric glioma, yet immune infiltration and pathway activation resembled adult HGG. Complex heterogeneity between patients was a major similarity between species. Despite different driver mutations, dogs and humans converge on a similar malignant, immune-suppressed TME.

站内已收录开放获取全文,见下方。

全文 开放获取 · cc by 中文机翻

简要总结

胶质瘤是一种影响儿童和成人的脑肿瘤,其预后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保持不变。开发新疗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能够可靠预测哪些治疗对人类患者有效的动物模型。宠物犬会自然发生胶质瘤,但此前尚不清楚犬和人类胶质瘤在分子和细胞层面的相似程度。本研究在成人(人类)、儿童(人类)和犬胶质瘤中发现了在基因改变、基因活性和免疫特征方面的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所涉及的具体突变存在某些差异,但犬和人类在导致癌症的关键基因通路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破坏,且肿瘤内的免疫环境也相似。这些发现支持使用自然发生胶质瘤的宠物犬来测试新的胶质瘤治疗方法,有可能加速为两个物种开发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引言

胶质瘤是一组异质性原发性脑肿瘤,涵盖广泛的恶性程度范围。在最具侵袭性的一端,胶质母细胞瘤(GBM)的中位生存期可与最致命的人类癌症相匹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复发并致命。在儿童中,脑肿瘤是所有儿童癌症中生存期最短的,而胶质瘤最近已超过白血病,成为导致死亡最多的儿童癌症。

成人和儿童胶质瘤的预后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相似,部分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够准确预测新疗法疗效的临床前模型。通常,新的胶质瘤疗法在细胞系或免疫缺陷小鼠异种移植研究中显示成功,但随后在人类临床试验中被发现无效[1]。在比较11种复发性GBM新疗法的临床前小鼠研究结果与人类临床试验结果时,小鼠生存期与II期研究中的人类生存期之间没有显著关联[2]。更糟糕的是,小鼠肿瘤缩小的改善与人类生存期缩短相关,尽管这一关联也不显著。这些数据突出表明,高级别胶质瘤仍然预后不良,部分原因是当前新疗法的开发流程无法预测哪些疗法在转化到人类患者时会有效。

自然发生胶质瘤的“伴侣犬”(私人拥有的犬)是包括GBM在内的人类胶质瘤的成熟模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犬胶质瘤已获得NIH和其他领先生物医学机构的支持,用于开发免疫疗法[23,24,25,26,27,28,29,30,31,32,33]及其他新疗法以转化应用于人类患者[34,35,36,37,38,39]。犬自然发生的胶质瘤再现了人类胶质瘤的关键生物学特征,而这些特征即使在体内实验室模型中也常常缺失。犬胶质瘤在肿瘤类型、分级、位置、患者年龄、性别和遗传背景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个体间差异。两个物种均表现出易感性但也存在变异,例如高肿瘤分级和中年发病。关键在于,犬和人类胶质瘤均表现出显著的瘤内异质性,包括密集肿瘤细胞区域、涉及内皮增殖的血管生成、坏死以及侵入邻近脑组织。这些是体外模型无法忠实再现的特征[22,40]。啮齿动物模型通常使用遗传上相同的肿瘤植入遗传上相同的宿主。缺乏个体间和瘤内变异是GBM建模的一个关键局限性,因为异质性是开发普遍有效疗法的关键障碍。

对于免疫疗法开发而言,关键在于人类和犬患者的胶质瘤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体内自然发生,这些宿主的免疫系统未经过修饰,并受到人类家庭中存在的抗原的“教育”[41,42]。已形成的胶质瘤代表了宿主免疫防御机制的失败,这是由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所促成的[1]。植入人类患者来源异种移植物的免疫缺陷小鼠缺乏瘤周微环境中促炎和抗炎细胞之间的全方位相互作用。深入了解自然发生的胶质瘤肿瘤微环境(TME)至关重要[33]。

在进行跨物种转化时,认识到疾病分类的差异至关重要。关于胶质瘤的诊断,兽医和人类的标准大体一致[6,43,44,45]。然而,在用于分级和 specifically 诊断GBM的特征方面存在差异。我们研究中纳入的人类队列包括根据早期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指南诊断和分级的胶质瘤病例。WHO分类在2007年(第4版)、2016年(第4版修订版)和2021年(第5版)经历了多次修订[44,46,47]。重要的是,我们有意保留了原始诊断,而不是根据当前(第5版)WHO标准对我们的人类队列进行重新分类。这种方法保留了这些肿瘤被表征时的临床和病理背景,并避免了将分子标准回顾性应用于无法获得完整当代检查的队列的循环性问题。然而,我们确实直接处理了两个最重大的分类差异。首先,当前的WHO系统将IDH野生型(IDHwt)状态指定为GBM(4级)的定义性标准[44],而我们的人类数据集早于这一要求,因此包括一些IDH突变型(IDHmut)4级肿瘤;我们在分子分析中明确考虑了这一点。其次,当前的WHO指南使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来确定IDH突变状态,而我们直接使用IDH1和IDH2的测序,这是一种更敏感的方法,在绝大多数病例中与IHC完全一致。

唯一的WHO兽医脑肿瘤分类可追溯到1999年[43]。幸运的是,随后在犬胶质瘤的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表征方面有大量研究[6,45,48,49,50,51,52,53,54]。最值得注意的是,NIH的比较脑肿瘤联盟(CBTC)召集了一个胶质瘤病理学委员会,由兽医和医师神经病理学家组成。该委员会制定了一个用于犬胶质瘤分类(星形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未定义)和分级(高级别、低级别)的系统[6]。该系统已在犬-人转化研究中广泛采用,并在本研究中全程应用。

在犬-人转化性脑癌研究中,犬被分为两个群体:具有强烈胶质瘤易感性的短鼻(短头)品种和长鼻(中头或长头)品种,在本研究中统称为“非短头”品种。短头品种经过培育具有类似人类的颅骨形态。大多数胶质瘤发生在一个密切相关的短头品种单系群中(例如,法国斗牛犬、波士顿梗犬、拳师犬)[6,15]。总计,53%的犬胶质瘤仅发生在五个短头品种中[55],法国斗牛犬的胶质瘤比值比为61[56]。短头犬易患上呼吸道狭窄(短头阻塞性气道综合征);相关的缺氧与脑肿瘤生物学具有潜在相关性[57]。

本研究的目的是记录人类和犬胶质瘤(包括短头和非短头亚组)在遗传、分子和免疫特征方面的异同,以支持未来的犬-人转化研究。我们发现,尽管犬和人类肿瘤在起始突变方面存在差异,但由脑微环境和完整免疫系统驱动的趋同进化导致了共同的恶性表型和免疫抑制性TME,这在其他跨物种模型中难以再现。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概述

使用了来自成人、儿童和成年犬患者的自发性胶质瘤(表1)。来自无癌症个体的成人和犬脑组织数据作为各自的对照。每个单独分析中的胶质瘤受试者和对照在表S1中指定,相关元数据包含在表S2–S5中。

2.2. 胶质瘤肿瘤的分类

对于所有三个队列(成人、儿童、犬),1级和2级胶质瘤被分类为低级别胶质瘤(LGG),而3级和4级胶质瘤(包括GBM)被分类为高级别胶质瘤(HGG)。仅包括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和少突星形细胞瘤。星形细胞瘤和胶质母细胞瘤作为星形细胞瘤一起分析。在犬中,少突星形细胞瘤已被重新命名为“未定义胶质瘤”[6]。因此,在所有三个队列中,少突星形细胞瘤、混合性胶质瘤和未定义胶质瘤均归入少突星形细胞瘤组。室管膜瘤和所有其他肿瘤类型被排除。

在每个队列(成人、儿童和犬)中,分别对LGG和HGG进行了以下分析。

2.3. 数据收集

2.3.1. 肿瘤数据

成人预处理突变、拷贝数变异、甲基化和转录组数据获取自 NCI 基因组数据共享平台(GDC)的 TCGA-GBM 和 TCGA-LGG 研究,这些数据均由 TCGA 研究网络通过 R 包 TCGAbiolinks(v2.27.2)[58] 和 recount3(v1.4.0)[59] 生成。成人样本的甲基化 beta 值使用 Shiny 甲基化分析资源工具(SMART,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21 日)[60] 获取。儿童全基因组、体细胞突变和转录组基因表达(RSEM)数据获取自儿童脑肿瘤网络(CBTN)研究的 Kids First 数据资源中心(Kids First),通过 Seven Bridges Genomics 的癌症基因组学云(CGC)平台 CAVATICA 访问。犬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甲基化和转录组数据集获取自 NCI 整合犬类数据共享平台(ICDC),研究登录号 GLIOMA01。犬患者为成年伴侣犬(年龄 1.2 至 17 岁,平均 8.5 岁),就诊于北美大学兽医医院,用于自发性胶质瘤的诊断和管理。

本研究中的犬胶质瘤此前已由 Amin 等人分析[3]。这些犬病例的完整基因组数据可通过 ICDC 网站(https://caninecommons.cancer.gov/)获取。与 Amin 等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使用了相同的成人胶质瘤数据库(TCGA),并增加了近年来新增的病例,以及一个不同且更大的儿童病例队列(KidsFirst)。无癌队列被用作“真正常”对照,而非犬胶质瘤病例的对侧脑组织。

2.3.2. 正常数据

本分析中使用的转录组数据获取自健康个体(即真正常样本),排除了胶质瘤患者的癌旁正常样本。体细胞突变、拷贝数变异和甲基化调用使用各受试者的匹配正常数据进行。成人真正常脑数据获取自基因型-组织表达(GTEx)门户[61]。儿童正常脑数据不可用。犬真正常脑组织数据收集自 12 只不同品种和年龄的犬,包括来自 BarkBase 的公开数据(n = 5)[19]。BarkBase 数据为约克夏梗、拉布拉多混血、纽芬兰犬和两只马里努阿犬的正常额叶皮层数据,年龄 2 至 16 岁。此外,正常速冻脑组织在普渡大学进行了测序,采集自 5 只正常成年实验室比格犬(由佐治亚大学 S. Platt 博士捐赠)和 2 只普渡大学兽医医院患者(澳大利亚牧牛犬和混血犬,年龄 5 岁和 8 岁,分别因与胶质瘤无关的疾病实施安乐死,尸检分别显示急性脊髓损伤和无脑转移的膀胱癌)。

2.4. 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中生成的犬正常脑组织样本 RNA 测序数据已存入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登录号 GSE330017。

2.5. 数据处理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分析均在 CGC 和 CAVATICA 平台上进行。来自 Dog10K 项目[62]的 722 个犬科基因组的种系变异(NCBI BioProject:PRJNA448733)在适用情况下被用作犬种系资源。

2.5.1. 体细胞变异处理

来自同一患者的犬全基因组和外显子组比对 BAM 文件使用 BAMTools merge(v2.4.0)[63] 合并。体细胞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插入缺失事件(Indel)使用 VarScan2(v2.3.9)[64] 在适用情况下使用匹配正常样本进行鉴定。VarScan2 的 SNP 和 indel 在 CGC 平台上使用 smart_variants 流程合并。对于无匹配正常样本的犬样本,使用 VarDict(v1.5.1)[65] 鉴定体细胞 SNP 和 Indel。变异使用变异效应预测器(VEP)[66] 基于 CanFam3.1 基因组进行注释。注释后的 VCF 使用 vcf2maf 工具转换为 MAF 文件。使用 DOG10K 种系资源[62]和 bcftools isec 补集函数(v1.8)过滤掉推定的种系突变。儿童和成人 SNP 及 Indel 以突变注释格式(MAF)直接获取。人和犬 IDH1 蛋白序列(UniProt [O75874, 0A2Z5XAE6])通过 EMBL-EBI Job Dispatcher[68] 使用 Kalign v3.3.1[67] 以默认参数(空位开放 = 11.0,空位延伸 = 4.0,末端空位延伸 = 2.0)进行比对,并检查 R132 热点处的保守性。

拷贝数变异(CNV)使用 CNVKit(v0.9.3)[69] 鉴定。CNVkit 参考通过合并匹配正常样本(按最大测序深度并尽可能排除 FFPE)制备。犬 CNVkit 参考包含 22 个匹配正常样本,儿童参考包含 29 个匹配正常样本。肿瘤样本使用 CNVKit 拷贝数调用流程针对各自参考进行筛选。成人 CNV 调用作为处理后数据可直接在 TCGA 获取。对于犬和儿童数据,绝对拷贝数丢失(CN = 0)的 CNV 记为纯合缺失,(CN ≥ 5)记为高扩增,并选入后续分析。标记为增益(大致对应绝对拷贝数 ≥ 5)或丢失(大致对应绝对拷贝数 = 0)的成人 CNV 被选入后续分析。

2.5.2. 种系变异处理

使用GATK HaplotypeCaller [70,71,72] 模式(v4.1.1.0)从每只患者的匹配正常数据中鉴定犬种系变异,随后通过GATK(v4.6.0.0)中实施的变异质量评分重校准(VQSR)流程和722只犬的面板(Dog10K)[62]进行变异过滤。选择标记为“PASS”的变异,并使用VEP以CanFam3.1进行注释。仅将VEP影响分类为“HIGH”(完全破坏性、蛋白质截短、功能丧失等)和“MODERATE”(改变蛋白质有效性、具有破坏性)的变异用于后续分析。通过使用UniProt和InterPro的结构域注释将氨基酸位置与注释的PRPP合成酶结构域进行比较,将PRPS2中的突变映射到蛋白质结构域。相对于为PRPS家族蛋白定义的保守PRPP合成酶催化核心和C端调控区评估变异位置。

2.5.3. 变异分析

处理数据(MAF、CNV)的分析在Purdue社区计算集群上使用R(版本4.3.3)和maftools包(v2.18.0)[73]进行。将体细胞变异的MAF文件连同各自的CNV和临床数据导入maftools,并创建各个队列(成人、儿童、犬)。单独导入犬种系变异的MAF文件,并创建种系队列。仅考虑非同义变异用于下游分析。使用maftools中的subset函数创建所需的子队列。使用maftools确定两个队列之间的差异突变基因(DMG)。采用了maftools函数,如用于突变统计的createOncoMatrix和用于绘制突变的oncoplot。使用R包ggplot2创建显示蛋白质结构域内特定氨基酸替换的棒棒糖图。

2.5.4. 甲基化分析

使用Bismark [74]处理犬甲基化BAM文件以生成甲基化位点的覆盖信息。通过将单个犬样本与3个甲基化正常样本进行对比,使用MethylKit(v1.16.1)[75]鉴定位点和基因组窗口,进行差异甲基化调用。使用R包Annotatr(v.1.16.0)[76]注释高甲基化和低甲基化区域。

2.5.5. RNA-Seq分析

使用AllPrep DNA/RNA试剂盒按照制造商说明(Qiagen,Germantown,MD,USA)从接受安乐死且无脑部疾病的犬的正常脑样本中提取RNA。收集的样本经组织病理学确认为正常脑组织。使用链特异性文库进行RNA-seq,并使用STAR比对器(v2.7.10b)[77]将原始数据比对到CanFam3.1参考基因组。肿瘤转录组BAM文件可通过ICDC获取。通过HT-Seq(v0.6.1)[78]定量生成所有犬样本的原始计数矩阵。使用R包DGEobj.utils(v1.0.6)以来自bioMart的相应物种基因长度确定每百万转录本(TPM)计数。对于重复的基因符号,选择TPM值行和最高的条目用于后续分析。使用edgeR包(v3.36.0)[79]在准似然GLM框架下进行基因逐一检验,鉴定差异表达基因(DEG)。使用Benjamini和Hochberg方法[80]校正p值,校正p值<0.05的基因被认为显著。使用Qiagen的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IPA)和R包clusterProfiler(v4.10.1)[81]评估基因本体(GO)和通路富集。

使用Cibersort(v1.04)[82]和quanTIseq(v1.10.0)[83]估计细胞类型比例,并使用ESTIMATE算法(v1.0.13)[84]结合免疫细胞解卷积R包immunedeconv(v 2.1.0)[85]和TPM计数估计肿瘤、免疫和基质评分。使用RNA-seq TPM计数和使用犬与人类直系同源物开发的自定义基因面板运行单样本GSEA(v2.0)(ssGSEA)[86,87]。用于富集分析的自定义基因集从KEGG [88]和犬IO面板基因集[89]获得,通过Brucker访问,而免疫抑制和免疫增强基因集为手动整理[90]。阳性或阴性ssGSEA评分分别表示基因集协同上调或下调。ssGSEA评分是相对的,可用于比较样本间的基因集活性以识别队列内的趋势。使用R包ggplot2(v3.5.1)[91]、ggpubr(v 0.6.0)[92]和ComplexHeatmap(v 2.18.0)[93]创建热图和自定义图。

使用来自Ensembl BioMart数据库的直系同源基因进行跨物种数据协调。将犬基因映射到相应的人类直系同源物,仅保留直系同源映射的基因用于下游免疫解卷积分析。由于Cibersort、quanTIseq和ESTIMATE依赖人类来源的特征,所有犬样本分析均使用人类直系同源物转换的表达矩阵进行。通过评估TIL10特征评估了该方法的适用性。未进行批次校正,因为所使用的公共数据集中批次元数据并非一致可用。

2.5.6. 关键定义

本研究使用的定义包括异常信号传导(突变或CNV)、基因表达(通过RNA-seq评估)以及人GBM的3条经典致癌通路(RTK/RAS/PI3K、p53和Rb1通路)[94]。

关键基因选自3条经典通路、WHO人胶质瘤分类[44]、免疫微环境以及已知的胶质瘤预后指标。CNV≥5视为高扩增,而CNV=0视为纯合缺失。对于甲基化,beta值<0.30视为低甲基化,beta值>0.50视为高甲基化。

3. 结果

3.1. 病例信息

共有1035例成人、258例儿童和81例犬胶质瘤符合纳入标准(表1和表S2–S5)。各队列的数据可用性(WGS、CNV、RNA-seq、甲基化)见表S1。

据报道,所有成人病例均在手术活检期间进行了胶质瘤采样[94],而手术活检几乎总是在开始使用糖皮质激素之后进行。据报道,儿童胶质瘤组织于死后采集[94],通常是在治疗干预(如放射治疗)和长期对症治疗(如糖皮质激素)之后。

所有犬病例均在尸检时进行了胶质瘤采样。67只犬有生存数据:43只未接受根治性治疗,24只接受了根治性治疗。部分犬很可能在安乐死前接受了对症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中25只在诊断性MRI当天被安乐死,4只在次日被安乐死。因此,任何糖皮质激素与安乐死之间的间隔都非常短。该组中另外14只犬很可能接受了对症糖皮质激素治疗,生存期为3–349天。接受根治性治疗(手术、放射治疗、实验性治疗或其组合)的24只犬组生存期为2–831天。这些根治性治疗患者的生存期(中位数125天)显著长于所有其他犬(中位数1天)(p<0.0001)。对于14只无生存数据的犬,1只接受了手术,1只在未治疗的情况下被安乐死,12只无治疗数据。

3.2. 人和犬胶质瘤中全部3条经典GBM通路均受异常信号传导和差异基因表达影响

我们的结果允许平行比较成人、儿童和犬胶质瘤中GBM三条经典通路(RTK/RAS/PI3K、p53和Rb1通路[94])的分子畸变(图1、表2、表3和表S6)。在人和犬队列中,经典通路破坏的频率和强度随肿瘤分级增加(表2),表现为异常信号传导(突变和CNV,图1A和图S1)。犬HGG在全部三条通路中均显示明显的差异基因表达(RNA-seq,图1B)。

在HGG中,异常信号传导在RTK/RAS/PI3K通路中高度普遍,影响72–83%的成人、儿童和犬病例(图1A)。跨物种相似性包括在成人(突变和缺失)、儿童(高突变)和犬(突变)背景下均出现PTEN和NF1缺失。犬HGG显示PDGF及其受体PDGFR-alpha(PDGFRA)和PDGFR-beta表达增加(图1B)。在EGF上游,ID-1过表达在犬胶质瘤中最强(表3)。TP53突变率是显著的物种差异:成人31%,儿童61%,而犬为6%(图1A)。尽管如此,TP53表达在成人和犬胶质瘤中均升高(表3)。p53抑制剂存在高扩增(尤其是成人胶质瘤中的MDM2和犬胶质瘤中的MDM4),并因CDKN2A/B缺失而加剧(图1A)。Rb1通路分子畸变以影响细胞周期蛋白(全部3个HGG队列)或CDKN2A(尤其是成人)的畸变为主(图1A)。表S6列出了图1A中使用的基因符号和分子(包括细胞周期蛋白),表S7列出了图1B中使用的基因符号和分子。

[图:GBM的三条经典致癌通路:异常信号传导和差异表达基因。(A)异常信号传导]

论文配图

Table 3. 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 number of samples with homozygous deletion (0 copies) or high amplification (≥5 copies), mutation rate, expression (RNA-seq), and methylation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LGG and HGG). No normal tissue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pediatrics.

curroncol-33-00592-t003_Table 3 Table 3 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 number of samples with homozygous deletion (0 copies) or high amplification (≥5 copies), mutation rate, expression (RNA-seq), and methylation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LGG and HGG). No normal tissue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pediatrics.
The 3 Canonical Pathways AdultPediatricCanine
PDGFRA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10% (88/887) 2% (2/110)15% (12/79)
3% (23/880)4% (5/118)22% (17/79)
+2.81 *–+5.85 *
EGFR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36% (316/887)3% (3/110)0% (0/79)
13% (117/880)3% (3/118)15% (12/79)
+4.50 *–+3.99 *
Rb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 5% (45/887)0% (0/110)0% (0/79)
5% (42/880)1% (1/118)6% (5/79)
+1.70 *–−0.68 *
TP53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41% (358/880)14% (16/118)5% (4/79)
+2.72 *–+2.40 *
WHO glioma classification
IDH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2% (21/887)0% (0/110)0% (0/79)
47% (417/880)2% (2/118)4% (3/79)
+2.20 *–+0.50
ATRX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26% (230/887)1% (1/110)0% (0/79)
25% (222/880)8% (9/118)4% (3/79)
+0.37 *–+1.64 *
The Immune TME
PD-1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1.99 *–+0.50
0.6537 –0.2443
PD-L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0% (0/887)–1% (1/79)
0% (0/880)–1% (1/79)
+0.75 *–+1.06 *
0.0573 –0.0109
HLA-GRNA-seq (fold-change)+1.11 *––
CXCL2RNA-seq (fold-change)−0.17 *–−1.22 *
Key prognostic markers
MGMTCNV rate 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5% (41/887)0% (0/110)0% (0/79)
−0.18 *–+1.45 *
0.8957 –0.1899
CXCL14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3% (25/887)0% (0/110)0% (0/79)
0% (0/887)0% (0/118)0% (0/79)
−1.03 *–−2.32 *
ID-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5% (43/887)0% (0/110)0% (0/79)
0% (0/880)0% (0/118)0% (0/79)
+1.28 *–+1.85 *

[图:犬胶质瘤的突变负荷。(A)各致癌信号通路中突变基因的数量。(B)突变数量]

论文配图

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sGSEA;图3)显示MAPK、JNK和PI3K/AKT/mTOR信号在物种间存在富集,且在三个队列中均随级别升高而增加。与正常脑组织相比,MAPK通路的激活在犬HGG中最强(图3B)。在人类胶质瘤中被认为重要的基因集(KEGG hsa05214,图中称为“Glioma KEGG”[88])在犬胶质瘤中富集,且在HGG中富集程度更高。

3.3. IDH突变和高甲基化集中于成人胶质瘤

IDH1在成人胶质瘤中既高突变率又过表达(表3、表S8)。成人IDH1突变主要为R132H(90.7%);其余突变事件为R132G、R132C或R132S。犬的三个IDH1突变事件均为R132C,表达无变化。犬的IDH1R132C与人胶质瘤中的IDH1R132H一样,破坏底物配位所需的保守活性位点精氨酸(经多序列比对确认,图S2),导致产生相当的新形态2-羟基戊二酸生成活性[95]。它们在LGG中更常见(2/15,13.3%)而非HGG(1/64,1.6%)。PD-1和MGMT在成人中高甲基化,在犬中低甲基化,尽管PD-L1在两个物种中均低甲基化(表3)。

3.4. PDGFRA体细胞突变集中于短头犬胶质瘤

家犬表现出两种显著不同的颅面形态:短头型(短颅)和非短头型品种(图4)。本研究中大多数犬患者为纯种短头犬(71%,56/79)。为检查与颅面形态相关的基因组差异,比较了短头犬与非短头犬起源的胶质瘤(表4)。可能包含不同短头 ancestry 的混种犬未纳入短头或非短头亚组。

体细胞(瘤内)突变谱比较鉴定出118个非同义(潜在致癌)突变,其在短头犬胶质瘤中显著(p < 0.01)低于非短头犬。这些包括WNT通路(WNT3A、CAMK2D)、细胞周期通路(ESCO1)、干扰素-γ IFNG通路(包括PARP14和ACTA2在内的10个基因)以及两个已知癌基因(EWSR1、NUP98)中的基因。

相比之下,PDGFRA的体细胞改变仅在短头犬胶质瘤中观察到。56例短头犬肿瘤中有16例(29%)携带非同义PDGFRA突变(其中3例肿瘤各携带两个突变;共计19个蛋白编码突变)(图5,表4)。在非短头纯种犬中未检测到体细胞PDGFRA突变(0/15,0%;Bonferroni p < 0.05),在混种犬中仅观察到1个突变(1/8,13%)。经Firth惩罚逻辑回归分析,PDGFRA突变与短头表型强烈相关(校正比值比 = 16.12,95% CI:2.0–2100,p = 0.0046)。PDGFRA的拷贝数变异呈现相似模式:56例短头犬胶质瘤中有9例(16%)携带CNV,而非短头犬胶质瘤中未见CNV(0/15)。经多重检验校正后,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 p = 0.565)。少突胶质细胞基因PDGRA的表达在犬胶质瘤中较正常脑组织升高5.85倍(表3),且在短头犬胶质瘤中较非短头犬胶质瘤进一步升高(表4)。同时,星形胶质细胞基因GFAP在短头犬胶质瘤中较非短头犬胶质瘤表达下调(logFC −2.60,校正p = 0.0049)(表4)。有趣的是,PDGFRA受体的配体PDGF-A在短头犬胶质瘤中的表达显著降低。总体而言,PDGFRA改变在短头犬中富集,体细胞PDGFRA突变仅限于该组。

3.5. 短头犬与非短头犬胶质瘤患者的种系突变

鉴于短头犬胶质瘤在发病率和分子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接下来检测了种系(非肿瘤)突变。数据来自50例短头犬和10例非短头犬病例的肝脏、脾脏、心脏、肾脏或未受累脑组织。

鉴于短头犬与非短头犬胶质瘤之间存在显著的体细胞差异,我们对PDGFRA进行了检测。尽管应用了中高水平过滤条件,PDGFRA的种系变异在两个颅面组中均较为常见(表4)。

许多基因的个体种系突变在某一队列中的发生率增高。短头犬突变以PRPS2为首(图4B和图S3,表4)。PRPS2在37只短头犬中携带83个错义突变,而在任何非短头犬中均未发生突变,且与短头表型相关(校正比值比 = 28.21,95% CI:3.5–1307.7,校正p = 0.026)。两个变异(P299S和R304P)定位于PRPS2的保守催化结构域,而C331R、I333V和H387R定位于与酶寡聚化和调控相互作用相关的C端区域。在通路分析中,TOR信号通路的种系突变在两个颅面队列中均极为常见(表S9)。图S4显示了短头犬与非短头犬队列中选定通路的突变负荷。在两个队列中,种系突变在多个通路中均极为常见。

3.6. 人类和犬胶质瘤中并存的促肿瘤与抗肿瘤免疫特征

Cibersort和quanTIseq分析揭示了抗肿瘤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M1和CD4+淋巴细胞)在成人、儿童和犬胶质瘤中的浸润(图S5)。免疫细胞丰度应被解释为经直系同源转换的跨物种计算估计值,而非直接定量测量,并应用于识别跨队列和跨物种的相对免疫模式。然而,所有3个队列均显示促肿瘤免疫抑制细胞(M2巨噬细胞和T-regs)的浸润,同时关键抗肿瘤效应细胞群如CD8+和滤泡辅助性T(Tfh)细胞显著减少。

巨噬细胞组成发生显著变化,静息M0细胞耗竭,M1和M2亚群均扩增。M2巨噬细胞升高在成人和犬队列中具有显著性,影响LGG和HGG。多个CD4+亚群扩增,包括LGG中的初始CD4+细胞和HGG中的记忆CD4+细胞,而CD8+和Tfh细胞在各队列中持续耗竭。初始B细胞在成人和犬胶质瘤中增加,而浆细胞B细胞模式在物种间存在差异。

调节性T细胞(T-reg)的估计需要方法学改进。Cibersort在正常脑组织中产生了人为偏高的T-reg水平,这与已确立的人类[96,97]和犬[1,17,42,98]数据相矛盾。使用不强制进行细胞类型分配的quanTIseq重新分析,证实正常组织中T-reg接近零,而在成人LGG和HGG中显著增加(图S6)。

ssGSEA(图3)显示犬免疫肿瘤学基因面板(Canine IO [89])在各队列中富集。免疫增强基因[90]在成人胶质瘤中随级别升高而增加。在犬中,LGG倾向于免疫增强通路,HGG倾向于免疫抑制通路[90]。

免疫和基质评分(图3)在成人和犬胶质瘤中显著升高,反映与正常脑组织相比免疫和基质含量增加。级别层面的模式在各队列间存在差异。免疫评分在犬和儿童病例中随级别升高而降低。基质评分在犬和成人病例中随级别升高而增加。

4. 讨论

4.1. 概述

GBM和其他HGG仍然是人类最致命的癌症之一,尽管进行了广泛的分子表征和临床试验,治疗进展仍然有限。一个核心挑战是缺乏能够忠实再现疾病分子驱动因素以及复杂TME及其与完整宿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临床前模型[1,42]。伴侣犬中自发产生的胶质瘤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补充性转化模型,但犬胶质瘤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人类分子、表观遗传和免疫特征尚未得到全面确立。

本研究首次对三种经典GBM致癌通路——RTK/RAS/PI3K、p53和Rb——在成人人类、儿童人类和犬胶质瘤中进行了整合比较,同时对肿瘤甲基化模式、基因表达和TME免疫组成进行了广泛评估。重要的是,该分析超越了突变和CNV,纳入了基于RNA测序的差异基因表达和通路水平活性,从而更完整地呈现致癌信号。此外,本研究独特地探究了短头犬与非短头犬胶质瘤之间的分子差异,为品种相关肿瘤发生提供了见解。短头犬经过多代繁育,上气道逐渐变窄,这可能提示拟人化颅骨形状、全身性缺氧、胶质瘤风险和瘤内缺氧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和犬胶质瘤在基因组和表观遗传事件的起始方面存在差异,但汇聚于共同的恶性表型,其特征是经典信号通路的广泛失调和深度免疫抑制性TME。宠物犬在人类癌症研究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充分确立[4,5,6,8,99,100]。当前结果强烈支持继续将犬胶质瘤作为人类胶质瘤的生物学相关模型,尤其是在免疫治疗开发中。

4.2. 跨物种的经典通路失调

人类GBM的三条经典通路在成人GBM中几乎普遍受到破坏,构成了当前胶质瘤发生分子模型的骨干[94]。传统上,“异常信号”由突变和CNV来定义;然而,当不考虑转录失调时,这种方法可能低估通路活性。通过纳入基于RNA-seq的DEG分析,本研究发现这些通路内的异常更为广泛,包括在犬HGG中(图1B)。

在成人和犬中,经典通路破坏的频率与肿瘤分级相关(表2)。所有三条通路的异常主要局限于HGG。重要的是,当肿瘤按分级而非物种分层时,成人人类和犬肿瘤之间的分子差异减小,表明胶质瘤分级对通路失调的影响强于宿主物种。

在犬HGG中,纳入DEG揭示了所有三条通路的广泛异常信号(图1B)。这一发现强调了转录失调在恶性信号中的重要性。仅依赖以突变为中心的框架可能低估分子复杂性。

4.3. RTK/RAS/PI3K通路及PDGFRA在短头犬胶质瘤中的核心作用

在经典通路中,RTK-PI3K-mTOR轴在跨物种中尤为突出(图1和图3)。其他相似之处包括肿瘤抑制基因PTEN和NF1的缺失(图1A)。在犬胶质瘤中,主导RTK通路激活的是PDGFRA而非EGFR(表3)。

PDGFRA是本研究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它在约四分之一的犬胶质瘤和三分之一的犬HGG中发生突变(图1A),而人类中的突变率要低得多。犬PDGFRA显示出显著的拷贝数增加和转录组水平的显著过表达。这一发现得到了一项使用免疫表型分析和替代犬分级方案的研究支持,该研究揭示PDGFRA在14%的II级胶质瘤和43%的GBM中表达[101]。结合PDGFR-beta的过表达(图1B),这些改变提示犬胶质瘤中RTK通路的配体非依赖性激活。

值得注意的是,PDGFRA改变在短头犬中更为显著,其中体细胞突变常见,一些肿瘤携带多个突变(图5)。尽管短头犬和非短头犬均存在PDGFRA种系突变,但仍观察到这种富集,表明短头犬胶质瘤中PDGFRA激活可能由瘤内选择而非遗传变异驱动。

PDGFRA激活的生物学意义因其被鉴定为成人、儿童和犬胶质瘤中的早期克隆事件而得到强化[3,102]。总之,这些数据将PDGFRA定位为跨物种胶质瘤生物学的保守且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激活模式具有物种和分级特异性。

IGF的显著下调,伴随犬HGG中IGF受体logFC > 2.0的上调(图1B),同样值得关注。IGF-I反义疗法在人类患者中已取得初步成功[103],鉴于物种间受体后RAS-PI3K信号传导的保守性,这代表了另一种可在犬患者中开发的治疗途径。

4.4. p53通路:基因型分歧,肿瘤抑制功能失活趋同

p53通路在物种间表现出共同和分歧的特征。虽然TP53突变集中在人类胶质瘤中(图1A),但TP53在成人肿瘤和犬肿瘤中均显著过表达(表3)。这些发现表明p53通路改变的机制存在根本差异。在成人胶质瘤中,TP53过表达可能反映突变型、无功能p53四聚体的积累,这是人类癌症中已充分确立的现象。相比之下,犬TP53突变的罕见性意味着过表达(图1B)可能代表对致癌应激的生理性反应,野生型p53试图——最终未能成功——抑制肿瘤进展。

p53抑制因子(MDM2和MDM4)的扩增,因CDKN2A/B缺失而加剧(图1A),提供了尝试抑制p53的共同机制。因此,尽管起始事件不同,两个物种的胶质瘤均试图使p53肿瘤抑制功能失活,说明尽管基因型分歧,通路水平结局趋同。

4.5. Rb通路与细胞周期失调

Rb通路在成人人类和犬胶质瘤之间显示出大量重叠。在通路水平上,两个物种均表现出明显的细胞周期控制丧失(CDKN2A/B频繁缺失、细胞周期蛋白扩增、CDKN2C部分缺失以及偶发RB1突变;图1A)。这些改变共同促进不受控制的细胞周期进展,这是高级别恶性肿瘤的标志。

有趣的是,Rb1本身的表达在物种间存在差异,在犬胶质瘤中低表达,而在成人胶质瘤中过表达(表3)。这些相反的转录变化可能反映对上游通路破坏的不同代偿反应,而非通路功能的差异。

4.6. ID1作为恶性信号的上游整合因子

ID1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上游调控因子(表3)。ID1通过增加EGF分泌增强RTK信号传导,从而促进恶性进展;它已被认为与胶质瘤侵袭性、化疗耐药、异常血管化和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相关[104,105,106]。

在人类和犬原发性胶质瘤组织中证实ID1过表达,扩展了先前在细胞系和异种移植中的发现[104,105,106],强化了其作为治疗靶点的相关性。鉴于其在多种致癌过程中的作用,ID1可能代表一个跨物种的脆弱点。

4.7. 突变负荷、肿瘤分级与通路水平视角

犬胶质瘤每兆碱基显示0.34个编码突变,与儿童胶质瘤(0.25–0.34,取决于亚型)相匹配,而非成人IDHmut胶质瘤(0.77)或IDHwt胶质瘤(1.67)[3]。然而,当分析仅限于三条经典通路时,犬HGG在突变频率上接近成人HGG,尤其是PDGFRA、CDKN2A/B和细胞周期蛋白(图1A)。异常通路信号传导发生在一个谱系上,从犬和人类LGG到成人GBM[94,107](表2)。HGG中明显的突变率可能受到成人中4级GBM过度代表(占胶质瘤的62%[108])的影响,相比之下犬中为3级胶质瘤(55–59%)[8,53]。

RTK通路及其效应臂(PI3K/mTOR、RAS/MAPK)在重叠分析中进行了评估。只有PI3K亚通路在犬LGG中比HGG更常见突变(图2B)。这与以下见解一致:PI3K/mTOR信号传导最常发生在成人LGG中,预测生存,并且是潜在的儿童LGG治疗靶点[109,110]。在犬和儿童LGG中,母体PI3K/AKT/mTOR通路存在稳健激活(图3)。TOR信号传导的种系突变在犬中几乎普遍存在(表S5)。mTOR通过多重效应对抗免疫抑制:TGFβ和IL-1影响T细胞、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上调MHC表达和抗原呈递并阻止巨噬细胞极化[111]。MAPK亚通路的激活在犬HGG中最强(图3)。MAPK是RTK/RAS通路的效应臂,调节细胞增殖和细胞死亡[112]。在犬HGG中观察到比成人HGG更一致的升高是引人注目的;与ID1一起,它揭示了经典通路上游和下游的关键激活。

这些发现突显了突变负荷作为生物侵袭性唯一指标的局限性,并强化了通路水平分析的价值。在物种间,个体基因突变并不常见,然而通路水平的失调在HGG中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观察支持一个模型,即胶质瘤进化是由破坏信号网络而非特定基因的选择压力驱动的。此外,患者间的异质性是物种间的一个主要相似之处。例如,一些人类胶质瘤携带PDGFRA突变,与犬胶质瘤相同,而偶尔犬胶质瘤携带已成为人类LGG标志的IDH突变。

4.8. 表观遗传分歧:IDH与DNA甲基化

成人胶质瘤与儿童及犬胶质瘤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DNA甲基化模式(表3)。成人胶质瘤主要呈高甲基化(高β值),这与功能获得性IDH1突变的预期一致,而儿童和犬胶质瘤则主要呈低甲基化(低β值)。

IDH1/2突变在成人低级别胶质瘤中广泛存在,但在其他队列中罕见(表S8)。虽然IDH突变与高甲基化密切相关,但当专门与其他IDH1/2突变比较时,IDH1R132H胶质瘤的DNA甲基化水平较低且预后较差[113]。IDH野生型状态现在是人类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定义性特征[44]。我们发现,在犬胶质瘤中,IDH1R132C是最常见的非经典IDH1[3]替换,并且像人类胶质瘤中的IDH1R132H一样[114,115,116,117,118],它破坏了底物配位所需的保守活性位点精氨酸(图S2),导致产生相当的新形态2-羟基戊二酸生成活性[95]。然而,其相对频率因肿瘤背景而异:在人类中,IDH1R132C在天幕下星形细胞瘤、Li-Fraumeni综合征相关胶质瘤[119]和急性髓系白血病中比例过高,这可能反映了背景依赖性选择[120],而非不同肿瘤类型之间统一的生物学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IDH1R132H和IDH1R132C起源于R132密码子相反DNA链上相同的自发CpG-to-TpG脱氨基事件[121],表明组织特异性偏倚反映的是差异性选择压力,包括与TP53/ATRX改变的共现[121],而非突变概率本身的差异。

与成人中IDH1的强过表达相对应,MGMT和PD-1在成人中呈高甲基化,但在犬中呈低甲基化(表3)。这些差异具有直接的临床意义。MGMT甲基化预测替莫唑胺化疗反应性。PD-1由效应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表达,其表达平衡可预测免疫检查点阻断的疗效[122]。

尽管存在这些表观遗传差异,下游致癌信号和免疫景观在物种间趋于一致,表明甲基化状态影响的是恶性转化的路径和免疫冷肿瘤微环境[3,123],而非最终表型。

4.9. 免疫景观与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

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跨物种免疫肿瘤微环境的详细比较(图3和图S5,表5)。成人及犬胶质瘤表现出复杂的、以免疫冷为主的微环境,其特征为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M1巨噬细胞、CD4淋巴细胞)浸润、免疫抑制细胞(T-regs、M2巨噬细胞)增加,以及随后关键抗肿瘤效应细胞群(CD8淋巴细胞、Tfh淋巴细胞)的耗竭(图S5)。这些众多变化在成人高级别胶质瘤中显著;大多数在犬高级别胶质瘤中也显著。当前数据来源于RNA-seq,但得到了直接细胞计数的支持,显示犬胶质瘤中存在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T-regs[3],且高级别胶质瘤中M1和M2巨噬细胞较低级别胶质瘤增加[98]。

炎性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和M1巨噬细胞)的浸润是对肿瘤形成和肿瘤坏死的生理反应[3]。CD4亚群(初始、静息记忆和活化记忆)的变化在各队列中均可见。T细胞淋巴细胞减少是人类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充分记录的特征[124],其中CD4+辅助性T细胞被隔离在骨髓中[125]。辅助性T细胞直接和间接杀伤肿瘤细胞[97]。有趣的是,当小鼠颅内植入胶质母细胞瘤时可观察到骨髓T细胞积聚,但皮下植入时则未观察到[125]。成人及犬胶质瘤之间CD4亚群的匹配性颅内变化构建了犬模型。

调节性T细胞(T-regs)在正常人类和犬脑中罕见观察到[1,17,42,96,97,98,126]。利用免疫组化,在对照犬脑或犬胶质瘤患者的非肿瘤性脑组织中均未检测到T-regs[1]。QuanTIseq分析(图S6)显示正常脑中T-regs稀少,而在成人及犬胶质瘤中水平升高,支持免疫逃逸。这些数据与犬胶质瘤组织和外周血中T-regs的流式细胞术计数[17]以及T-regs向犬高级别胶质瘤的迁移[126]一致。在成人中,T-regs在高级别胶质瘤中最高(图S6)。在一项犬研究中,T-regs同样在高级别星形细胞瘤中最高[1]。同时,巨噬细胞极化在所有三个队列中均倾向于M2表型,进一步支持促肿瘤、抗炎的环境。M1:M2比值向M2巨噬细胞极化发生在人类胶质母细胞瘤中,降低了免疫系统的有效性[127]。

CD8 T细胞是抗肿瘤免疫和当前免疫治疗策略的核心[17,97,128],其数量相对于真实正常脑对照组织有所减少。据报道,这些细胞在HGG中增多,但通常是与肿瘤邻近脑组织、匹配的外周血或低级别胶质瘤相比较[17,129,130]。此外,GBM中的一些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处于“耗竭”状态[130]。Tfh淋巴细胞也存在耗竭。这些细胞可以维持耗竭的T细胞并恢复抗PD-L1/PD-1疗效[97,131],其升高与预后改善相关[132]。其显著减少进一步佐证了存在共同的免疫抑制性TME。

浆细胞在成人胶质瘤中减少,但在犬胶质瘤中增多。这些结果可能与成人队列相比犬队列中GBM发病率高于少突胶质细胞瘤有关(图S7)。在人类中,浆细胞是少突胶质细胞瘤中的主要浸润细胞[133],而B细胞在GBM中减少[134]。

免疫检查点生物学的改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免疫抑制表型。PD-L1(位于肿瘤细胞)与PD-1(位于T细胞)的结合对于建立免疫抑制性TME至关重要。PD-L1在两个物种中均得以保留(低甲基化、突变极少),并在犬胶质瘤中过表达(表3)。PD-1在犬中低甲基化,在成人中过表达。这表明在胶质瘤演化过程中存在对完整免疫检查点通路的动态选择。ssGSEA分析显示三个队列中免疫抑制基因均被激活(图3B)。虽然这在成人HGG中较为显著,但对更大样本量的犬胶质瘤分析揭示了具有非常强增强作用的个体(图3A)。

相匹配的免疫细胞异常可能由趋化因子生物学解释。HLA-G表达如预期般升高(表3),其下调淋巴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并在GBM免疫逃逸中发挥作用[135]。令人惊讶的是,成人和犬的CXCL12表达降低。该趋化因子由肿瘤细胞和周细胞分泌,结合肿瘤细胞和巨噬细胞上的受体,并促进肿瘤细胞-巨噬细胞共侵袭[136]。

三个队列中JNK/应激激活的激活进一步证实了跨物种免疫紊乱(图3),该通路参与慢性炎症和神经退行性变[137]。虽然炎症可以阻碍肿瘤进展,但JNK通路信号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导致脑浸润,并通过Wg耗竭导致神经元变性[138],从而加重症状。Canine IO panel是一个包含增强性和抑制性免疫基因的集合[90],在各队列中同样升高。与之相当的Nanostring IO(免疫肿瘤学分析)panel在儿童LGG中被激活且具有预后相关性[123]。

一种研究TME的替代方法(图3C)显示免疫细胞显著浸润(无论促炎或抗炎性质)。基质细胞也显著存在。由这些免疫评分和基质评分得出的ESTIMATE评分相应升高。较高的评分反映肿瘤“不纯”,被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浸润。犬胶质瘤处于中间状态——HGG中基质评分较高(与成人一致),但LGG中免疫评分较高(与儿童一致)。

总体而言,这些数据有力地支持了犬和人HGG的TME为“免疫冷”的观点[3,33,123],但应注意,由于样本获取和治疗暴露与队列身份高度混杂,其独立效应无法可靠估计。因此,观察到的TME差异可能既反映生物学差异,也反映组织获取或治疗史的差异。三个队列免疫特征偶尔出现差异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胶质瘤采样前使用了糖皮质激素(见下文第4.12节)。

4.10. 短头犬胶质瘤与前神经亚型的平行性

短头犬的胶质瘤风险显著增加[15,56]。其颅面结构还导致短头阻塞性气道综合征(上气道狭窄伴冗余软组织)。法国斗牛犬品种(本研究中五例)表现为极度短头畸形且长期缺氧[57]。缺氧引起胶质瘤转录组改变,并可能促进法国斗牛犬和其他短头品种HGG的发生[57,139,140]。因此,我们首次对短头与非短头犬胶质瘤进行了广泛的分子分析(图3和图4,表4和表S9)。

短头犬胶质瘤表现为分子上独特的亚群,GFAP表达降低,PDGFRA显著富集(突变、高扩增、过表达),与少突胶质细胞表型一致(表4)。诊断性犬和人GFAP IHC在少突胶质细胞瘤中通常为阴性,在星形细胞瘤/GBM中为阳性[49,141]。然而,在人GBM中,GFAP IHC阴性与小生存期缩短相关[141]。

PDGFRA 是一个少突胶质细胞发育基因,在少突胶质祖细胞中发挥作用 [107,142]。某些短头品种,包括法国斗牛犬,少突胶质细胞瘤的发生率高于星形细胞瘤 [6,15]。在当前队列中,16 例短头犬胶质瘤携带 19 个非同义 PDGFRA 突变(图 5),多于所有非短头犬(0 个突变)和混种犬病例(1 个突变)。PDGFRA 由 PDGF-A 和 PDGF-B 的二聚体亚型(PDGF-AA、PDGF-AB、PDGF-BB)激活。短头犬中 PDGF-A 的表达下调可能是对 PDGFRA 富集的反应。这些特征与人 GBM 的前神经亚型密切平行,后者以 PDGFRA 激活和 EGFR 信号异常以及 IDH1 事件为特征 [107]。同样,人少突胶质细胞瘤携带前神经特征 [143]。体细胞 PDGFRA 突变仅限于短头犬,提示遗传背景可能影响瘤内 PDGFRA 改变被选择的可能性。犬品种由于奠基者效应和选择性育种而表现出强烈的群体结构和扩展的连锁不平衡,这可以塑造种系变异和体细胞突变景观。短头犬中种系 PDGFRA 变异的高 prevalence 可能反映该位点处或附近的品种相关单倍型,可能改变局部基因组背景或通路活性。在这种情况下,短头犬中发生的肿瘤可能更可能获得额外的 PDGFRA 体细胞突变,或者是因为潜在的遗传易感性,或者是因为此类改变在该背景中赋予选择优势。虽然这些变异的功能后果仍有待确定,但这些发现提示 PDGF-PDGFRA 信号的扰动在短头犬中尤其相关,并强调在解释犬队列中的体细胞突变模式时考虑品种结构的重要性。

种系(可遗传)差异(图 4,表 S9)伴随体细胞(瘤内)改变。值得注意的是,PRPS2 在大多数短头犬中发生突变,但在非短头犬中均未发生突变(表 4)。PRPS1 和 PRPS2 的表达因缺氧和内质网应激而降低 [144],这为了解这些慢性缺氧短头犬患者中胶质瘤的可能病因提供了有趣见解。PRPS2 编码磷酸核糖焦磷酸合成酶 2,该酶催化磷酸核糖焦磷酸(PRPP)的形成,PRPP 是嘌呤、嘧啶和吡啶核苷酸生物合成所需的关键前体 [145]。PRPS2 在癌症中表达升高并具有致癌功能 [146,147,148]。PRPS2 变异的分布提示,一部分突变可能直接影响催化活性,而其他突变可能通过影响酶组装的结构或调控机制影响 PRPS2 功能。

与短头犬阻塞性气道综合征相关的慢性缺氧可能潜在地塑造体细胞和种系突变模式。这些多方面的发现不仅增进了对品种相关胶质瘤风险的理解,而且将短头犬胶质瘤区分为一个对转化研究特别有信息价值的亚组。

短头犬和非短头犬样本之间缺乏统计学显著的差异通路富集(IPA、GO 和 Reactome),提示尽管个别基因(如 PDGFRA)存在实质性差异,但每条通路的总体激活相似。或者,缺乏统计学显著结果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小,尤其是非短头品种。

4.11. 犬胶质瘤作为转化模型

成人、儿童和犬胶质瘤“相同,但不同”。在 CNV(非整倍体)、总体突变率、无 IDH 突变和低甲基化方面,犬胶质瘤与儿童胶质瘤最匹配。然而,成人犬和犬共同具有 HGG 的易感性 [6]。尽管突变负荷、甲基化和组织学存在差异,犬 HGG 与成人 HGG 具有广泛的分子和免疫重叠(表 5)[5,17,21,22,26,53,54]。由人类和犬病理学家组成的比较病理学委员会正在为胶质瘤的诊断和发病机制提供见解 [45]。

这种人-犬趋同支持趋同进化的概念,即从不同遗传起点产生的肿瘤最终在脑微环境和免疫系统施加的共同选择压力下发展出相似的恶性表型 [3]。在组织学上,许多犬胶质瘤类似于恶性少突胶质细胞,而许多人类胶质瘤类似于星形细胞,但人们对其分子相似性的认识日益增加。此外,分子表征开始取代组织学 [44,149]。犬中高级别少突胶质细胞瘤占优势应结合以下发现来解释:人类病理学家比兽医病理学家显著更不可能报告浸润和坏死,并诊断少突胶质细胞瘤 [45]。

犬胶质瘤可能处于成人胶质瘤与儿童胶质瘤之间的中间位置。可以说,问题不应是犬胶质瘤更接近成人胶质瘤还是儿童胶质瘤,而是对于开发每一种特定疗法而言,哪一个是最佳的临床前人类模型。犬胶质瘤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体内自发形成,表现出自然的肿瘤异质性,并以具有临床意义的方式对治疗产生反应(例如,HGG术后生存期显著缩短[150])——这些特征难以在啮齿类动物中建模。人类与犬TME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强烈支持在免疫治疗开发中广泛使用犬胶质瘤,包括疫苗、溶瘤病毒和其他免疫调节剂,凸显了其转化价值[8,20,26,27,28,29,30,33,39,150,151,152,153]。

最后,鉴于其较大的脑体积,犬胶质瘤患者已被用于开发病毒的瘤内递送、细胞毒素、化疗和激光间质热疗[23,24,34,35,36,38,39,151,153]。

4.12. 局限性

我们的Cibersort和QuanTIseq结果未通过IHC或流式细胞术确认。这些技术使用基因表达特征来推断细胞数量,而非直接计数细胞。这些基因表达特征主要是针对人类基因组定义的,并使用直系同源基因重新用于犬的细胞定量。诚然,犬基因组的注释较少,且犬表达数据可能无法覆盖给定分子特征中的所有基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例如在正常犬脑组织中观察到的强单核细胞特征。虽然我们的许多结果与先前关于人类和犬胶质瘤的报道高度一致,但诸如CD8减少等发现仍需其他技术加以证实。

值得考虑的是胶质瘤组织采集前任何治疗的影响,因为这在三个队列之间有所不同。成人胶质瘤组织通常在开始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于手术时采集[94]。类固醇作用于基因表达、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以减轻瘤周水肿和颅内压。儿童胶质瘤组织在尸检时采集,通常发生在致突变治疗(放疗、化疗)和类固醇之后[154]。部分犬患者在安乐死和胶质瘤采样前接受了类固醇治疗,其中一部分接受了致突变治疗。因此,队列之间在免疫TME和基因组分析中观察到的一些明显差异可能源于胶质瘤组织采集前所实施治疗的差异。未接受任何治疗的安乐死(在犬胶质瘤中很常见[6])应被用于研究真正未经治疗组织的TME。遗憾的是,临床元数据并非在所有数据集中统一可得。因此,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影响TME和基因表达数据,但无法进行评估治疗暴露和组织获取变量影响的正式敏感性分析。未来需要具有统一临床注释和前瞻性收集样本的研究,以更充分地将生物学差异与潜在的治疗和采集相关效应区分开来。

用于人类胶质瘤分类和分级的WHO系统已经演变。未来研究应利用最新的分类系统。然而,重要的肿瘤库是使用先前的WHO系统建立的,包括我们研究中使用的那些。我们研究中的人类病例按照第4版[47]而非当前的第5版[44]进行分类。肿瘤类型(星形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可以使用IDH突变状态和拷贝数谱(1p/19q共缺失)进行合理重新分配。由于第4版和第5版之间许多特征未变,大多数病例将具有相同的诊断。值得注意的例外包括少突星形细胞瘤的取消(在犬中仍称为“未定义胶质瘤”)以及遗传特征权重的增加,包括IDHwt状态,其已成为人类GBM的定义性特征而不依赖于组织学。重新分配肿瘤分级——这是我们LGG/HGG分组的基础——则要困难得多:第5版中2级/3级的区分依赖于组织学核分裂活性和细胞学间变,且无法从我们可获得的TCGA数据中完全解决(例如,相当一部分病例缺少染色体+7/−10和TERT启动子状态)。

使用第5版人类分类来诊断犬胶质瘤似乎不太可能是有益的。IDH状态似乎不能区分犬胶质瘤——几乎所有均为IDHwt。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犬胶质瘤显示坏死或微血管增生[17,26,51]且为IDHwt[3,18,155,156],如果应用第5版,它们理论上将被分类为GBM。相反,CBTC犬胶质瘤分类[6]具有功能性,由兽医和医师病理学家共同创建,旨在支持转化研究,具有中等程度的评定者间一致性,提供简单的分级(LGG或HGG),并已被广泛采用。

我们的犬胶质瘤数据集与Amin等人发表的数据集存在大量重叠[3]。与其研究结果一致,我们的分析证实了犬与儿童胶质瘤之间的跨物种分子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新的补充内容:经典GBM通路分析、增强的TME分析,以及短头犬与非短头犬胶质瘤的比较,包括PDGFRA改变和胚系突变。此外,本研究还将犬胶质瘤与真正的正常组织进行了比较。然而,这些对照的数量有限,且未按品种和年龄与犬胶质瘤队列进行匹配。儿童正常RNA-seq数据完全无法获取,导致基因表达等关键分析无法进行。

5. 结论

总之,本研究表明,犬胶质瘤,尤其是高级别病变,尽管在起始基因型和表观遗传景观上存在差异,但在通路和表型水平上与人类胶质瘤在分子和免疫层面保持一致。短头犬胶质瘤尤其与 proneural 成人GBM相一致。经典通路的共同失调和保守的免疫抑制性TME为继续将犬胶质瘤用作转化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生物学依据,尤其是在免疫治疗开发方面。

通过超越以基因为中心的比较,转向通路和表型水平的分析,本工作重新定位了犬胶质瘤——它并非一个不完美的替代模型,而是一个互补系统,能够捕捉人类疾病中在其他地方难以建模的关键方面。

ICDC网站(https://caninecommons.cancer.gov/,于2020年8月5日访问)作为免费资源提供了犬胶质瘤、骨肉瘤、淋巴瘤和膀胱癌病例的完整基因组数据,应加以利用以支持这些癌症的转化研究。

查看英文原文▾

Simple Summary

Gliomas are a type of brain tumor affecting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outcomes that have remained similar over many decades. One major barri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ies is a lack of animal models that reliably predict which treatments will work in human patients. Pet dogs naturally develop gliomas, but it was previously unclear how closely canine and human gliomas resemble each other at the molecular and cellular levels. This study identifies many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genetic changes, gene activity, and immune features across adult (human), pediatric (human), and canine gliomas. Despit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mutations involved, dogs and humans showed strikingly similar disruptions to key gene pathways that lead to cancer, and similar immune environments within tumors. These findings support using pet dogs with naturally occurring gliomas to test new glioma treatments, potentiall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both species.

1. Introduction

Gliomas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primary brain tumors spanning a wide range of malignancy. At the most aggressive end of the spectrum, glioblastoma (GBM) carries a median survival rivaling the deadliest of human cancers and remains almost invariably recurrent and fatal. In children, brain tumors have the shortest survival of any pediatric cancer, and gliomas have recently surpassed leukemia to cause more deaths than any other pediatric cancer.

The outcome of adult and pediatric glioma has remained similar for decades, partly due to the challenge of finding a pre-clinical model that accurately predicts the efficacy of novel therapies. Frequently, novel glioma therapies appear successful in cell line or immunodeficient mouse xenograft studies but are subsequently found to be ineffective in human clinical trials [1]. When comparing results of preclinical murine studies and human clinical trials for 11 novel therapies for recurrent GBM,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murine survival and human survival in phase II studies [2]. Even worse, improved murine tumor shrinkage correlated with shorter human survival, although this was also non-significant. These data highlight that high-grade gliomas continue to carry a poor prognosis, in part becaus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al pipeline for new therapies does not predict which therapies will be effective when translated into human patients.

“Companion dogs” (privately owned dogs) with spontaneously arising gliomas are an established model for human glioma, including GBM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Canine gliomas have attracted support from the NIH and other leading biomedical ag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otherapies [23,24,25,26,27,28,29,30,31,32,33] and other novel therapies for translation into human patients [34,35,36,37,38,39]. Spontaneously occurring glioma in dogs recapitulates key biological features of human glioma that are often missing, even with in vivo laboratory models. Canine gliomas display substantial inter-patient variation in tumor type, grade, location, patient age, sex, and genetic background. Both species display predispositions yet variations, e.g., high tumor grade and middle-aged onset. Critically, canine and human gliomas exhibit marked 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 with regions of dense neoplastic cells, angiogenesis involving endothelial proliferation, necrosis, and invasion into adjacent brain tissue. These are features that in vitro models cannot faithfully reproduce [22,40]. Rodent models typically use genetically identical tumors implanted into genetically identical hosts. A lack of inter-patient and intra-tumoral variation is a key limitation when modeling GBM, where heterogeneity is a key barrier to developing universally effective therapies.

Crucially for immunotherapy development, gliomas in human and canine patients spontaneously develop in immunocompetent hosts with unmodified immune systems “educated” by antigens present in human households [41,42]. An established glioma represents a failure of host immun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facilitated by tumor-induced immunosuppression [1]. Immunodeficient mice implanted with human-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lack the full rang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 and anti-inflammatory cells in the peritumoral milieu.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glioma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is essential [33].

When translating across specie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differences in disease classification. Regarding glioma diagnosis, veterinary and human criteria are broadly aligned [6,43,44,45]. However,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features used to assign a grade and to diagnose GBM specifically. The human cohorts used in our study comprise glioma cases diagnosed and graded according to earlier WHO CNS tumor guidelines. The WHO classification underwent serial revisions in 2007 (4th ed.), 2016 (4th ed. revised), and 2021 (5th ed.) [44,46,47]. Importantly, rather than reclassifying our human cohorts under the current (5th ed.) WHO criteria, we have intentionally retained original diagnoses. This approach preserves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se tumors were characterized and avoids the circularity of applying molecular criteria retrospectively to cohorts for which a complete contemporary workup is unavailable. We do, however, directly address the two most con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differences. First, the current WHO system designates IDH-wildtype (IDHwt) status as a defining criterion for GBM (grade 4) [44], whereas our human dataset predates this requirement and therefore includes some IDH-mutant (IDHmut) grade 4 tumors; we explicitly account for this in our molecular analyses. Second, current WHO guidance uses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to determine IDH mutation status, whereas we directly use sequencing of IDH1 and IDH2, a more sensitive approach that is fully concordant with IHC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The only WHO veterinary brain tumor classification dates to 1999 [43]. Fortunately, there has been much subsequent characterization of canine glioma pathologically and immunohistochemically [6,45,48,49,50,51,52,53,54]. Most notably, the Comparative Brain Tumor Consortium (CBTC) of the NIH convened a glioma pathology board, comprising veterinarians and physician neuropathologists. The board produced a system for classifying (astrocytoma, oligodendroglioma, undefined) and grading (high, low) canine glioma [6]. This system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translational canine–human research and was applied throughout the present study.

In canine–human translational brain cancer research, dogs are divided into two populations: short-nosed (brachycephalic) breeds with a strong predisposition to glioma and longer-nosed (mesocephalic or dolichocephalic) breeds, referred to as “non-brachycephalic” throughout this study. Brachycephalic breeds have been bred to have human-like skull morphology. The majority of gliomas occur in a single clade of closely related brachycephalic breeds (e.g., French bulldogs, Boston terriers, boxer dogs) [6,15]. In total, 53% of canine gliomas occurred in just five brachycephalic breeds [55], and French bulldogs had a glioma odds ratio of 61 [56]. Brachycephalic dogs are prone to the narrowing of upper airways (brachycephalic obstructive airway syndrome); the associated hypoxia is of potential relevance in brain tumor biology [57].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ocume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tic, molecular, and immunological signatures in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including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sub-groups, to support future translational canine–human research. We find that although canine and human tumors differ in initiating mutations, convergent evolution driven by the brain microenvironment and an intact immune system results in a shared malignant phenotype and immunosuppressive TME that cannot be readily recapitulated in other cross-species models.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Study Overview

Spontaneously occurring gliomas from adult human, pediatric human, and adult canine patients were utilized (Table 1). Adult and canine brain tissue data, derived from cancer-free individuals, served as respective controls. The glioma subjects and controls in each individual analysis are specified in Table S1, and the associated metadata are included in Tables S2–S5.

2.2. Classification of Glioma Tumors

For all three cohorts (adult, pediatric, canine), grade 1 and 2 gliomas were classified as low-grade glioma (LGG), whereas grade 3 and 4 gliomas (including GBM) were classified as high-grade glioma (HGG). Only astrocytoma, glioblastoma, oligodendroglioma, and oligoastrocytoma were included. Astrocytomas and glioblastomas were analyzed together as astrocytomas. In dogs, oligoastrocytomas have been retitled “undefined glioma” [6]. Accordingly, across all three cohorts, each of oligoastrocytoma, mixed glioma, and undefined glioma was included in the oligoastrocytoma group. Ependymoma and all other tumor types were excluded.

Within each cohort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the following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n LGG and HGG separately.

2.3. Data Collection

2.3.1. Tumor Data

Adult pre-processed mutations, copy-number variations, methylation, and transcriptomic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CI Genomic Data Commons (GDC) under the TCGA-GBM and TCGA-LGG studies, both generated by the TCGA Research Network via the R package TCGAbiolinks (v2.27.2) [58] and recount3 (v1.4.0) [59]. Methylation beta-values from the adult samples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Shiny Methylation Analyses Resource Tool (SMART, accessed on 21 September 2023) [60]. Pediatric whole-genome, somatic mutation, and transcriptomic gene-expression (RSEM)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Kids First Data Resource Center (Kids First) of the Children’s Brain Tumor Network (CBTN) study, accessed via the CAVATICA platform at the Cancer Genomics Cloud (CGC) by Seven Bridges Genomics. Canine whole-genome, whole-exome, methylation, and transcriptomic dataset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CI-Integrated Canine Data Commons (ICDC) under study accession GLIOMA01. The canine patients were adult companion dogs (ages 1.2 to 17 years, mean 8.5 years) presenting to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y veterinary hospital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pontaneously occurring gliomas.

The canine gliomas in this study were previously analyzed by Amin et al. [3]. The complete genomic data from these canine cases are available through the ICDC website (https://caninecommons.cancer.gov/). Compared with Amin et al.’s research, this study used the same adult glioma database (TCGA), with additional cases added in recent years, and a different, larger cohort of pediatric cases (KidsFirst). Cancer-free cohorts were used as “true-normal” controls, rather than contralateral brain tissue for canine glioma cases.

2.3.2. Normal Data

Transcriptomic data used in this analysis were obtained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i.e., true-normal samples) and excluded adjacent-normal samples from glioma patients. Somatic mutations, copy-number variations, and methylation calling were performed using matched normal data from respective subjects. Adult true-normal cerebral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 (GTEx) Portal [61]. Pediatric normal brain data were not available. Canine true-normal brain tissue data were gathered from 12 dogs of varying breeds and ages, includ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from BarkBase (n = 5) [19]. The BarkBase data were normal frontal cortex data from a Yorkshire terrier, a Labrador-mix, a Newfoundland, and two Malinois, aged 2 to 16 years. Additionally, normal flash-frozen cerebral tissue was sequenced at Purdue University, harvested from 5 normal adult laboratory beagles (donated by Dr. S. Platt,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2 Purdue University Veterinary Hospital patients (Australian Cattle Dog and mix-breed, aged 5 and 8 years, euthanized for disease unrelated to glioma, with necropsy revealing acute spinal cord injury, and bladder cancer without brain metastasis, respectively).

2.4. Data Availability

The RNA sequencing data for canine normal brain tissue samples generated in this study have been deposited in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under accession number GSE330017.

2.5. Data Processing

Al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n the CGC and CAVATICA platform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Germline variations from 722 canid genomes (NCBI Bio project: PRJNA448733) from the Dog10K project [62] were employed as a canine germline resource wherever applicable.

2.5.1. Somatic Variation Processing

Canine whole-genome and exome-aligned BAMs from the same patients were combined using BAMTools merge (v2.4.0) [63]. Somatic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nd insertion–deletion events (Indels) were identified using VarScan2 (v2.3.9) [64] using matched normals wherever applicable. SNPs and indels from VarScan2 were combined using the smart_variants pipeline on the CGC platform. VarDict (v1.5.1) [65] was used to identify somatic SNPs and Indels for canine samples without matched normals. Variants were annotated with the variant effect predictor (VEP) [66] using the CanFam3.1 genome. Annotated VCFs were converted to MAF files using the vcf2maf tool. Putative germline mutations were filtered out using the DOG10K germline resource [62] and the bcftools isec complement function (v1.8). Pediatric and adult SNPs and Indels were directly available in the mutation annotation format (MAF). Human and dog IDH1 protein sequences (UniProt [O75874, 0A2Z5XAE6]) were aligned with Kalign v3.3.1 [67] via the EMBL-EBI Job Dispatcher [68] using default parameters (gap open = 11.0, gap extension = 4.0, terminal gap extension = 2.0), and inspected for conservation at the R132 hotspot.

Copy number variations (CNV) were identified using CNVKit (v0.9.3) [69]. The CNVkit reference was prepared by pooling matched normal samples (by maximum sequencing depth and excluding FFPE whenever possible). The canine CNVkit reference included 22 matched normals, and the pediatric reference included 29 matched normals. Tumor samples were screened against their respective references using the CNVKit copy-number calling pipeline. Adult CNV calls were directly available at TCGA as processed data. For canine and pediatric data, CNVs with absolute copy number loss (CN = 0) were denoted as homozygous deletion and (CN ≥ 5) as high amplification and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analyses. Adult CNVs marked as Gain (roughly matches absolute copy number ≥ 5) or Loss (roughly matches absolute copy number = 0) were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analyses.

2.5.2. Germline Variation Processing

Canine germline variations were identified using matched normal data from each patient by the GATK HaplotypeCaller [70,71,72] mode (v4.1.1.0) and followed by variant filtering via the variant quality score recalibration (VQSR) pipeline implemented in GATK (v4.6.0.0) and a panel of 722 dogs (Dog10K) [62]. Variations marked as “PASS” were selected and annotated with CanFam3.1 using VEP. Only the variations with impact categorized as “HIGH” (entirely disruptive, protein truncation, loss of function, etc.) and “MODERATE” (changes protein effectiveness, is disruptive) by VEP were used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Mutations in PRPS2 were mapped to protein domains by comparing amino acid positions to annotated PRPP synthetase domains using domain annotations from UniProt and InterPro. Variant locations were evaluated relative to the conserved PRPP synthetase catalytic core and C-terminal regulatory regions defined for PRPS family proteins.

2.5.3. Variation Analysis

Analysis of processed data (MAF, CNV) was performed on Purdue community computing clusters using R (version 4.3.3) and the maftools package (v2.18.0) [73]. MAF files for somatic variations, along with respective CNV and clinical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maftools, and individual cohorts (adult, pediatric, canine) were created. MAF files for canine germline variations were imported separately, and a germline cohort was created. Only non-synonymous variants were considered for downstream analysis. Required sub-cohorts were created using the subset function in maftools. Differentially mutated genes (DMGs) between the two cohor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maftools. Maftools functions, such as createOncoMatrix for mutation statistics and oncoplot for plotting mutations, were employed. Lollipop plots showing specific amino-acid substitutions within protein domains were created using the R package ggplot2.

2.5.4. Methylation Analysis

Canine methylation BAMs were processed with Bismark [74] to generate coverage information on methylation sites. Differential methylation calling was performed by contrasting individual canine samples with the 3 methylation-normal samples, identifying sites and genomic windows using MethylKit (v1.16.1) [75]. Hyper- and hypo-methylated regions were annotated with R package Annotatr (v.1.16.0) [76].

2.5.5. RNA-Seq Analysis

RNA was extracted from normal canine brai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dogs undergoing euthanasia with no brain disease using the AllPrep DNA/RNA kit following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Qiagen, Germantown, MD, USA). Samples collected were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to be normal brain tissue. RNA-seq was performed using strand-specific libraries, and raw data were aligned to the CanFam3.1 reference using the STAR aligner (v2.7.10b) [77]. Tumor transcriptomic BAMs were available through ICDC. A raw counts matrix for all canine samples was generated by quantification via HT-Seq (v0.6.1) [78]. Transcript per million (TPM) cou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R package DGEobj.utils (v1.0.6) with gene lengths from bioMart for the respective species. For duplicate gene symbols, the entry with the highest row sum of TPM values was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identified using the edgeR package (v3.36.0) [79] by conducting gene-wise tests under the quasi-likelihood GLM framework. p-values were corrected using the Benjamini and Hochberg method [80], and genes with an adjusted p-value < 0.05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Gene Ontology (GO) and pathway enrichment were assessed using Qiagen’s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and the R package clusterProfiler (v4.10.1) [81].

Cell-type proportions were estimated using Cibersort (v1.04) [82] and quanTIseq (v1.10.0) [83], and tumoral, immune, and stromal score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ESTIMATE algorithm (v1.0.13) [84] with the immune cell deconvolution R package immunedeconv (v 2.1.0) [85] and TPM counts. Single-sample GSEA (v2.0) (ssGSEA) [86,87] was run with RNA-seq TPM counts and custom gene panels developed using canine and human orthologs. Custom gene sets used for enrichment analysis were obtained from KEGG [88] and the canine IO panel gene sets [89], accessed via Brucker, while immune-suppressing and immune-enhancing gene sets were manually curated [90]. A positive or negative ssGSEA score indicates that the gene set is coordinately upregulated or downregulated, respectively. ssGSEA scores are relative and can be used to compare gene set activity across samples to identify trends within the cohort. Heatmaps and custom figures were created using the R packages ggplot2 (v3.5.1) [91], ggpubr (v 0.6.0) [92], and ComplexHeatmap (v 2.18.0) [93].

Cross-species data harmonization was performed using orthologous genes derived from the Ensembl BioMart database. Canine genes were mapped to corresponding human orthologs, and only ortholog-mapped genes were retained for downstream immune deconvolution analysis. Because Cibersort, quanTIseq, and ESTIMATE rely on human-derived signatures, all analyses of canine samples were conducted using human-ortholog-transformed expression matrices. The suitability of this approach was assessed by evaluating the TIL10 signature. Batch corrections were not performed because batch metadata was not consistently available across the public datasets used.

2.5.6. Key Definitions

Definition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abnormal signaling (mutation or CNV), gene expression (as assessed by RNA-seq), and the 3 canonical oncogenic pathways of human GBM (the RTK/RAS/PI3K, p53, and Rb1 pathways) [94].

Key gen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3 canonical pathways, the WHO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glioma [44],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known glioma prognostic indicators. CNV ≥ 5 was considered high amplification, whereas CNV = 0 was considered a homozygous deletion. For methylation, a beta value < 0.30 was considered hypomethylation, and a beta value > 0.50 was considered hypermethylation.

3. Results

3.1. Case Information

A total of 1035 adult, 258 pediatric, and 81 canine glioma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able 1 and Tables S2–S5). Data availability (WGS, CNV, RNA-seq, methylation) for each cohort is denoted in Table S1.

All adult cases reportedly underwent glioma sampling during surgical biopsy [94], which is nearly always perform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glucocorticoids. Pediatric glioma tissue was reportedly collected post-mortem [94], which typically follows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e.g., radiation therapy) and protracted symptomatic therapy (e.g., glucocorticoids).

All canine cases underwent glioma sampling at necropsy. Survival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67 dogs: 43 who received no definitive therapy and 24 who did. It is likely that some received symptomatic glucocorticoids prior to euthanasia; 25 of them were euthanized on the day of the diagnostic MRI, and four were euthanized the following day. The interval between any glucocorticoids and euthanasia was therefore very brief. The other 14 dogs in this group likely received symptomatic glucocorticoids and survived for 3–349 days. The group of 24 dogs who received definitive therapy (surgery, radiation therapy, experimental therapies, or combinations thereof) survived for 2–831 days. Survival for these definitive therapy patients (median, 125 day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for all other dogs (median, 1 day) (p < 0.0001). For the 14 dogs without survival data, one underwent surgery, one was euthanized without therapy, and 12 had no treatment data.

3.2. All 3 Canonical GBM Pathways Are Affected by Abnormal Signaling and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in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Our results allow parallel comparison of molecular aber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canonical pathways of GBM (RTK/RAS/PI3K, p53, and Rb1 pathways [94])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s (Figure 1, Table 2, Table 3 and Table S6). Across human and canine cohort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canonical pathway disruption increased with tumor grade (Table 2), manifesting as abnormal signaling (mutations and CNVs, Figure 1A and Figure S1). Canine HGG showed marked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across all three pathways (RNA-seq, Figure 1B).

In HGG, abnormal signaling was highly prevalent in the RTK/RAS/PI3K pathway, affecting 72–83% of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cases (Figure 1A). Cross-species similarities included loss of PTEN and NF1 in each of the adult (mutation and deletion), pediatric (high mutation), and canine (mutation) contexts. Canine HGG showe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DGF and its receptors, PDGFR-alpha (PDGFRA) and PDGFR-beta (Figure 1B). Upstream of EGF, ID-1 overexpression was strongest in canine glioma (Table 3). The TP53 mutation rate was a notable species difference: 31% in adults and 61% in pediatric cases versus 6% in canine cases (Figure 1A). Nonetheless, TP53 expression was elevated in both adult and canine glioma (Table 3). There was high amplification of p53 inhibitors (particularly MDM2 in adult glioma and MDM4 in canine glioma), intensified by CDKN2A/B deletion (Figure 1A). Rb1 pathway molecular aberrations were dominated by those affecting the cyclins (all 3 HGG cohorts) or CDKN2A (especially adults) (Figure 1A). Table S6 lists the gene symbols and molecules (including cyclins) used in Figure 1A, and Table S7 lists those used in Figure 1B.

[图:The three canonical oncogenic pathways of GBM: abnormal signaling a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 A ) Abnormal sig]

论文配图

Table 3. 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 number of samples with homozygous deletion (0 copies) or high amplification (≥5 copies), mutation rate, expression (RNA-seq), and methylation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LGG and HGG). No normal tissue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pediatrics.

curroncol-33-00592-t003_Table 3 Table 3 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 number of samples with homozygous deletion (0 copies) or high amplification (≥5 copies), mutation rate, expression (RNA-seq), and methylation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LGG and HGG). No normal tissue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pediatrics.
The 3 Canonical Pathways AdultPediatricCanine
PDGFRA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10% (88/887) 2% (2/110)15% (12/79)
3% (23/880)4% (5/118)22% (17/79)
+2.81 *–+5.85 *
EGFR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36% (316/887)3% (3/110)0% (0/79)
13% (117/880)3% (3/118)15% (12/79)
+4.50 *–+3.99 *
Rb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 5% (45/887)0% (0/110)0% (0/79)
5% (42/880)1% (1/118)6% (5/79)
+1.70 *–−0.68 *
TP53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41% (358/880)14% (16/118)5% (4/79)
+2.72 *–+2.40 *
WHO glioma classification
IDH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2% (21/887)0% (0/110)0% (0/79)
47% (417/880)2% (2/118)4% (3/79)
+2.20 *–+0.50
ATRX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26% (230/887)1% (1/110)0% (0/79)
25% (222/880)8% (9/118)4% (3/79)
+0.37 *–+1.64 *
The Immune TME
PD-1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1.99 *–+0.50
0.6537 –0.2443
PD-L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0% (0/887)–1% (1/79)
0% (0/880)–1% (1/79)
+0.75 *–+1.06 *
0.0573 –0.0109
HLA-GRNA-seq (fold-change)+1.11 *––
CXCL2RNA-seq (fold-change)−0.17 *–−1.22 *
Key prognostic markers
MGMTCNV rate RNA-seq (fold-change) Methylation (beta value)5% (41/887)0% (0/110)0% (0/79)
−0.18 *–+1.45 *
0.8957 –0.1899
CXCL14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3% (25/887)0% (0/110)0% (0/79)
0% (0/887)0% (0/118)0% (0/79)
−1.03 *–−2.32 *
ID-1CNV rate Mutation rate RNA-seq (fold-change)5% (43/887)0% (0/110)0% (0/79)
0% (0/880)0% (0/118)0% (0/79)
+1.28 *–+1.85 *

[图:Mutational burden in canine glioma. ( A ) The number of mutated genes in each oncogenic signaling pathway. ( B ) The num]

论文配图

Single-sample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ssGSEA; Figure 3) demonstrated cross-species enrichment of MAPK, JNK, and PI3K/AKT/mTOR signaling, which increased with grade across all three cohorts. The activation of the MAPK pathway, in comparison to the normal brain, was strongest in canine HGG (Figure 3B). Gene sets characterized as important in human glioma (KEGG hsa05214, referred to as “Glioma KEGG” in the figures [88]) were enriched in canine gliomas, with even higher enrichment within HGG.

3.3. IDH Mutation and Hypermethy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Adult Glioma

IDH1 was both heavily mutated and overexpressed in adult glioma (Table 3, Table S8). The adult human IDH1 mutations were mainly R132H (90.7%); the remaining mutation events were R132G, R132C, or R132S. The three canine IDH1 mutation events were all R132C, with no change in expression. IDH1R132C in canines, like IDH1R132H in human gliomas, disrupts the conserved active-site arginine required for substrate coordination (confirmed by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Figure S2), resulting in comparable neomorphic 2-hydroxyglutarate-producing activity [95]. They were more common in LGG (2/15, 13.3%) than HGG (1/64, 1.6%). PD-1, and MGMT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adults and hypomethylated in dogs, although PD-L1 was hypomethylated within both species (Table 3).

3.4. PDGFRA Somatic Mut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Brachycephalic Dog Glioma

Domesticated dogs exhibit two strikingly different craniofacial conformations: brachycephalic (short-skulled) and non-brachycephalic breeds (Figure 4). Most canine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re purebred brachycephalic dogs (71%, 56/79). To examine genomic 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craniofacial morphology, gliomas originating in brachycephalic versus non-brachycephalic dogs were compared (Table 4). Mixed-breed dogs, which may include variable brachycephalic ancestry, were not included in either the brachycephalic or non-brachycephalic sub-groups.

Comparison of somatic (intra-tumoral) mutation profiles identified 118 non-synonymous (potentially cancer-causing) mutation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p < 0.01) less common in brachycephalic compared to non-brachycephalic glioma. These included genes represented in the WNT pathway (WNT3A, CAMK2D), the cell-cycle pathway (ESCO1), the interferon-gamma IFNG pathway (10 genes including PARP14 and ACTA2), and two known oncogenes (EWSR1, NUP98).

In contrast, somatic alterations in PDGFRA were observed exclusively in brachycephalic gliomas. Sixteen of 56 (29%) brachycephalic tumors harbored non-synonymous PDGFRA mutations (including three tumors with two mutations each; a total of 19 protein-coding mutations) (Figure 5, Table 4). No somatic PDGFRA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non-brachycephalic purebred dogs (0/15, 0%; Bonferroni p < 0.05), and only one mutation was observed among mixed-breed dogs (1/8, 13%). By Firth’s penalized logistic regression, PDGFRA mutation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brachycephaly (adjusted odds ratio = 16.12, 95% CI: 2.0–2100, p = 0.0046). Copy number variation at PDGFRA showed a similar pattern: 9/56 (16%) brachycephalic gliomas harbored CNV compared to none in non-brachycephalic gliomas (0/15).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multiple testing correction (Bonferroni p = 0.565). Expression of PDGRA, an oligodendrocytic gene, was elevated 5.85-fold in canine glioma relative to normal brain (Table 3) and was higher yet again in brachycephalic relative to non-brachycephalic glioma (Table 4). Meanwhile, the astrocytic gene GFAP was under-expressed in brachycephalic glioma compared to non-brachycephalic (logFC −2.60, adjusted p = 0.0049) (Table 4). Interestingly, expression of PDGF-A, a ligand for the PDGFRA receptor,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brachycephalic gliomas. Overall, PDGFRA alterations were enriched in brachycephalic dogs, with somatic PDGFRA mutations restricted to this group.

3.5. Germline Mutations in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Cohorts of Canine Glioma Patients

Given th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and molecular profile of brachycephalic glioma, we next examined germline (non-neoplastic) mutations. Data were available from the liver, spleen, heart, kidney, or unaffected brain of 50 brachycephalic and 10 non-brachycephalic canine cases.

Given the remarkable so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gliomas, PDGFRA was examined. Despite applying the moderate-to-high level filter, germline variants in PDGFRA were common in both craniofacial groups (Table 4).

Many genes carried individual germline mutations at an increased incidence in one cohort or the other. Brachycephalic mutations were led by PRPS2 (Figure 4B and Figure S3, Table 4). PRPS2 carried 83 missense mutations in 37 brachycephalic dogs, despite not being mutated in any non-brachycephalic dogs,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brachycephalic phenotype (adjusted odds ratio = 28.21, 95% CI: 3.5–1307.7, adjusted p = 0.026). Two variants (P299S and R304P) mapped within the conserved catalytic domain of PRPS2, while C331R, I333V, and H387R localized to the C-terminal region implicated in enzyme oligomerization and regulatory interactions. In the pathway analysis, germline mutations in TOR signaling were extremely common in both craniofacial cohorts (Table S9). Figure S4 shows mutational burden in selected pathways in the brachycephalic versus non-brachycephalic cohorts. In both cohorts, germline mutations were extremely common in multiple pathways.

3.6. Concurrent Pro- and Anti-Tumor Immune Signatures in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Cibersort and quanTIseq analysis disclosed an influx of anti-tumor inflammatory cells (neutrophils, M1 and CD4+ lymphocytes) across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Figure S5). The immune cell abundanc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ortholog-converted, cross-species computational estimates rather than dire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and should be used to identify relative immune patterns across cohorts and species. However, all 3 cohorts showed infiltration of pro-tumor immunosuppressive cells (M2 macrophages and T-regs) alongside marked reductions in key anti-tumor effector populations such as CD8+ and T follicular helper (Tfh) cells.

Macrophage composition shifted substantially, with the depletion of resting M0 cells and expansion of both M1 and M2 subsets. M2 macrophage elevations were significant in adult and canine cohorts, affecting LGG and HGG. Multiple CD4+ subsets expanded, including naïve CD4+ cells in LGG and memory CD4+ cells in HGG, whereas CD8+ and Tfh cells were consistently depleted across cohorts. Naïve B cells increased in adult and canine gliomas, while plasma B cell patterns differed between species.

Regulatory T cell (T-reg) estimates require methodological refinement. Cibersort yielded artifactually high T-reg levels in normal brain, which conflict with well-established human [96,97] and canine [1,17,42,98] data. Reanalysis with quanTIseq, which does not force cell-type assignment, confirmed near-zero T-regs in normal tissue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adult LGG and HGG (Figure S6).

ssGSEA (Figure 3) demonstrated that the canine immuno-oncology gene panel (Canine IO [89]) was enriched across cohorts. Immune-enhancing genes [90] increased with grade in adult glioma. In dogs, LGG favored immune-enhancing pathways, and HGG favored immune-suppressive pathways [90].

Immune and stromal scores (Figure 3)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adult and canine gliomas, reflecting increased immune and stromal content compared to the normal brain. Grade-level patterns varied across cohorts. Immune scores decreased with grade in canine and pediatric cases. Stromal scores increased with grade in canine and adult cases.

4. Discussion

4.1. Overview

GBM and other HGGs remain among the most lethal human cancers, with limited therapeutic progress despite extensiv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and clinical trials. A central challenge has been the lack of preclinical models that faithfully recapitulate not only the molecular drivers of disease but also the complex TME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an intact host immune system [1,42]. Spontaneously arising gliomas in companion dog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as a complementary translational model, yet the extent to which canine gliomas mirror human molecular, epigenetic, and immunological features has not been comprehensively established.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integrated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canonical GBM oncogenic pathways—RTK/RAS/PI3K, p53, and Rb—across adult human, pediatric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along with an extensive evaluation of tumor methylation patterns,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immune composition of the TME. Importantly, the analysis extends beyond mutation and CNV to incorporate RNA sequencing–based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and pathway-level activity, thereby offering a more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oncogenic signaling. In addition, this work uniquely interrogates molecular differences between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canine gliomas, providing insight into breed-associated tumorigenesis. Brachycephalic dogs have been bred to have progressively narrower upper airways over generations, possibly suggesting a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anthropomorphic skull shape, systemic hypoxia, glioma risk, and intratumoral hypoxia.

Collectively,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human and canine gliomas differ in the initiation of genomic and epigenetic events but converge on a shared malignant phenotype characterized by pervasive dysregulation of canonical signaling pathways and a profoundly immunosuppressive TME. The importance of pet dogs in the study of human cancers is well established [4,5,6,8,99,100]. The current results strongly support the continued use of canine glioma as a biologically relevant model for human glioma, especially in immunotherapy development.

4.2. Canonical Pathway Dysregulation Across Species

The three canonical pathways of human GBM are near-universally disrupted in adult GBM and form the backbone of current molecular models of gliomagenesis [94]. Traditionally, “abnormal signaling” has been defined by mutation and CNV; however, this approach may underestimate pathway activity when transcriptional dysregulation is not considered. By incorporating RNA-seq-based DEG analysi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abnormalities within these pathways are even more extensive, including in canine HGG (Figure 1B).

In adults and dogs, the frequency of canonical pathway disrup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 grade (Table 2). Abnormalities in all three pathways we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HGG. Importantly, when tumors were stratified by grade rather than species, molecular differences between adult human and canine tumors were reduced, indicating that glioma grade exert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pathway dysregulation than host species.

In canine HGG, inclusion of DEGs revealed widespread aberrant signaling across all three pathways (Figure 1B). This finding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criptional dysregulation in malignant signaling. Molecular complexity may be underestimated when relying solely on mutation-centric frameworks.

4.3. RTK/RAS/PI3K Pathway, and the Central Role of PDGFRA in Brachycephalic Glioma

Among the canonical pathways, the RTK-PI3K-mTOR axis emerged a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cross species (Figure 1 and Figure 3). Other similarities included loss of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PTEN and NF1 (Figure 1A). In canine glioma, PDGFRA rather than EGFR dominated activation of the RTK pathway (Table 3).

PDGFRA represented one of the study’s most striking findings. It was mutated in approximately one-quarter of all canine gliomas and in one-third of canine HGG (Figure 1A), compared with much lower rates in humans. Canine PDGFRA showed marked copy number gain and significant overexpression at the transcriptomic level. This finding is supported by a study using immunophenotyping and the alternative canine grading schema, revealing PDGFRA expression in 14% of grade II gliomas and 43% of GBMs [101]. When combined with overexpression of PDGFR-beta (Figure 1B), these alterations suggest ligand-independent activation of the RTK pathway in canine glioma.

Notably, PDGFRA alterations were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brachycephalic dogs, where somatic mutations were common, with some tumors harboring multiple mutations (Figure 5). This enrichment was observed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PDGFRA germline mutations in both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dogs, indicating that intra-tumoral selection rather than inherited variation may drive PDGFRA activation in brachycephalic glioma.

The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DGFRA activation is reinforced by its identification as an early clonal event in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s [3,102]. Together, these data position PDGFRA as a conserved and critical driver of glioma biology across species, albeit with species- and grade-specific patterns of activation.

Significant downregulation of IGF, paired with logFC > 2.0 upregulation of the IGF receptor in canine HGG (Figure 1B), is also interesting. IGF-I antisense therapy has had initial success in human patients [103], representing another therapeutic avenue that could be developed in canine patients, given the conserved post-receptor RAS-PI3K signaling between species.

4.4. p53 Pathway: Divergent Genotypes, Convergent Tumor Suppressor Inactivation

The p53 pathway displayed both shared and divergent features across species. While TP53 mutations were concentrated in human glioma (Figure 1A), TP53 was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both adult and canine tumors (Table 3). These findings sugges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p53 pathway alteration. In adult glioma, TP53 overexpression likely reflects accumulation of mutant, non-functional p53 tetramers, a well-established phenomenon in human cancer. In contrast, the rarity of canine TP53 mutations implies that overexpression (Figure 1B) likely represents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oncogenic stress, with wild-type p53 attempting—ultimately unsuccessfully—to restrain tumor progression.

Amplification of p53 inhibitors (MDM2 and MDM4), intensified by CDKN2A/B deletion (Figure 1A), provides shared mechanisms for attempted p53 suppression. Thus, although initiating events differ, gliomas in both species attempt inactivation of p53 tumor suppressor function, illustrating convergent pathway-level outcomes despite divergent genotypes.

4.5. Rb Pathway and Cell Cycle Dysregulation

The Rb pathway showed substantial overlap between adult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At the pathway level, both species demonstrated clear loss of cell cycle control (frequent deletion of CDKN2A/B, cyclin amplification, partial loss of CDKN2C, and occasional RB1 mutation; Figure 1A). These alterations collectively promote unchecked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 hallmark of high-grade malignancy.

Interestingly, expression of Rb1 itself differed between species, with underexpression in canine glioma and overexpression in adult glioma (Table 3). These opposing transcriptional changes may reflect different compensatory responses to upstream pathway disruption rather than differences in pathway function.

4.6. ID1 as an Upstream Integrator of Malignant Signaling

ID1 emerged as a notable upstream regulator (Table 3). ID1 promotes malignancy by enhancing RTK signaling through increased EGF secretion; it has been implicated in glioma invasiveness, chemoresistance, aberrant vasculature, and resistance to anti-angiogenic therapy [104,105,106].

This demonstration of ID1 overexpression in human and canine primary glioma tissue extends prior findings in cell lines and xenografts [104,105,106], reinforcing its relevance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Given its role in multiple oncogenic processes, ID1 could represent a cross-species vulnerability.

4.7. Mutation Burden, Tumor Grade, and Pathway-Level Perspective

Canine glioma exhibits 0.34 coding mutations per megabase, matching pediatric glioma (0.25–0.34, depending on subtype) rather than adult IDHmut glioma (0.77) or IDHwt glioma (1.67) [3]. However, when analysis was restricted to the three canonical pathways, canine HGG approached adult HGG in the frequency of mutations, especially PDGFRA, CDKN2A/B and cyclins (Figure 1A). Abnormal pathway signaling occurs on a spectrum, from canine and human LGG to adult GBM [94,107] (Table 2). The apparent mutation rate in HGG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grade 4 GBM in adults (62% of gliomas [108]), compared with grade 3 gliomas in dogs (55–59%) [8,53].

The RTK pathway and its effector arms (PI3K/mTOR, RAS/MAPK) were assessed in overlapping analyses. Only the PI3K sub-pathway was mutated more commonly in canine LGG than HGG (Figure 2B).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insights that PI3K/mTOR signaling occurs most often in adult LGG, predicts survival, and is a potential pediatric LGG treatment target [109,110]. There was robust activation of the parent PI3K/AKT/mTOR pathway in canine and pediatric LGG (Figure 3). Germline mutations in TOR signaling were near-universal in dogs (Table S5). mTOR combats immunosuppression through multiplex effects: TGFβ and IL-1 impact T cells,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upregulating MHC expression and antigen presentation and preventing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111]. Activation of the MAPK sub-pathway was strongest in canine HGG (Figure 3). MAPK is an effector arm of the RTK/RAS pathway that reg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death [112]. Seeing more consistent elevation in canine HGG than adult HGG is striking; with ID1, it reveals critical activation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canonical pathways.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limitations of mutation burden as a sole metric of biological aggressiveness and reinforce the value of pathway-level analyses. Across species, individual gene mutations were uncommon, and yet dysregulation at the pathway level was nearly universal in HGG. This observation supports a model in which glioma evolution is driven by selective pressure to disrupt signaling networks rather than specific genes. Further, heterogeneity between patients was a major similarity between species. For example, some human gliomas carry the PDGFRA mutation, exemplifying canine glioma, while occasional canine gliomas bear the IDH mutation that has become the hallmark of human LGG.

4.8. Epigenetic Divergence: IDH and DNA Methylation

A major distinction between adult glioma and both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 lies in DNA methylation patterns (Table 3). Adult gliomas were predominantly hypermethylated (high beta values) as expected with gain-of-function IDH1 mutations, whereas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s were largely hypomethylated (low beta values).

IDH1/2 mutations were widespread in adult LGG yet rare in the other cohorts (Table S8). While IDH mutations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hypermethylation, when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other IDH1/2 mutations, IDH1R132H gliomas have lower DNA methylation levels and a worse prognosis [113]. IDHwt status is now a defining feature of human GBM [44]. We found that in canine gliomas, IDH1R132C is the most common non-canonical IDH1 [3] substitution and, like IDH1R132H in human gliomas [114,115,116,117,118], disrupts the conserved active-site arginine required for substrate coordination (Figure S2), resulting in comparable neomorphic 2-hydroxyglutarate-producing activity [95]. Its relative frequency, however, varies considerably by tumor context: in humans, IDH1R132C is disproportionately represented among infratentorial astrocytomas, Li-Fraumeni syndrome-associated gliomas [119], and AML, likely reflecting context-dependent selection [120] rather than uniform biological equivalence across tumor types. Notably, IDH1R132H and IDH1R132C arise from the same spontaneous CpG-to-TpG deamination event at the R132 codon on opposite DNA strands [121], suggesting the tissue-specific skew reflects differential selective pressure, including co-occurrence with TP53/ATRX alterations [121], rather than differences in mutational probability per se.

Corresponding to the strong overexpression of IDH1 in adults, MGMT and PD-1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adults but hypomethylated in dogs (Table 3). These differences have direct clinical implications. MGMT methylation predicts temozolomide chemotherapy responsiveness. PD-1 is expressed by both effector and regulatory T cells, where the balance of its expression can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122].

Despite these epigenetic differences, downstream oncogenic signaling and the immune landscape converged across species, suggesting that methylation status influences the route to malignancy and an immune cold TME [3,123], rather than the final phenotype.

4.9. Immune Landscape and the Immunosuppressive T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is the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immune TME across species (Figure 3 and Figure S5, Table 5). Adult and canine gliomas exhibited a complex, predominantly immune-cold micro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neutrophils, M1 macrophages, CD4 lymphocytes), increased immunosuppressive cells (T-regs, M2 macrophages), and subsequent depletion of key antitumor effector populations (CD8 lymphocytes, Tfh lymphocytes) (Figure S5). These many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 in adult HGG; most were also significant in canine HGG. The current data are derived from RNA-seq, but they are supported by direct cell counts showing neutrophils, macrophages, and T-regs within canine glioma [3], with increased M1 and M2 macrophages in HGG compared to LGG [98].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such as neutrophils and M1 macrophages, is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neoplasia and tumor necrosis [3]. Changes in CD4 subsets (naïve, memory resting, and memory activated) were seen across cohorts. T cell lymphopenia is a well-documented feature of human GBM [124], where CD4+ T-helper cells are sequestered in the bone marrow [125]. T-helper cells kill tumor cell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97]. Intriguingly, bone marrow T cell accumulation was observed when mice were intracranially implanted with GBM, but not when implanted subcutaneously [125]. The matching intracranial changes in CD4 subsets between adult and canine glioma build the canine model.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are rarely observed in normal human and canine brains [1,17,42,96,97,98,126]. Utilizing IHC, none were detected in the control canine brain or the non-neoplastic brain of canine glioma patients [1]. QuanTIseq analysis (Figure S6) demonstrated scant T-regs in the normal brain, with elevated levels in adult and canine glioma, supporting immune evasion. These data are consistent with flow cytometry counts of T-regs in canine glioma tissue and peripheral blood [17], and the trafficking of T-regs towards canine HGG [126]. In adults, T-regs were highest in HGG (Figure S6). In a canine study, T-regs were similarly highest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 [1]. Meanwhile,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favored the M2 phenotype across all three cohorts, further supporting a protumor, anti-inflammatory milieu. Polarization of the M1:M2 ratio towards M2 macrophages occurs in human GBM, decreasing immune system effectiveness [127].

CD8 T cells, which are central to antitumor immunity and current immunotherapy strategies [17,97,128], were reduced relative to true-normal brain control tissue. These cells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increased in HGG, but often in comparison to tumor-adjacent brain, matched peripheral blood, or low-grade glioma [17,129,130]. Additionally, some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GBM are “exhausted” [130]. There were also depletions of Tfh lymphocytes. These cells can sustain exhausted T cells and restore anti-PD-L1/PD-1 efficacy [97,131], and their elev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mproved prognosis [132]. Their marked depression adds to the evidence of a shared immunosuppressive TME.

Plasma cells were decreased in adult glioma, yet increased in canine glioma. These results might relate to higher GBM incidence versus oligodendroglioma in the adult versus canine cohorts (Figure S7). In humans, plasma cells are a leading infiltrate in oligodendroglioma [133], while B cells are depressed in GBM [134].

Alterations in immune checkpoint biology further reinforced this immunosuppressive phenotype. The binding of PD-L1 (on tumor cells) to PD-1 (on T cells) is critical for establishing an immunosuppressive TME. PD-L1 was preserved in both species (hypomethylated, minimal mutation) and overexpressed in canine glioma (Table 3). PD-1 was hypomethylated in dogs and overexpressed in adults. This suggests a dynamic selection for intact immune checkpoint pathways in glioma evolution. An ssGSEA analysis revealed activation of immune suppressive genes in all three cohorts (Figure 3B). While this was prominent in adult HGG, a larger selection of canine gliomas revealed individuals with very strong enhancement (Figure 3A).

The matching immune cell aberrations might be explained by chemokine biology. HLA-G expression, which downregulates chemokine receptors on lymphocytes and functions in GBM immune escape [135], was increased as expected (Table 3). Surprisingly, adults and dogs showed decreased CXCL12 expression. This chemokine is secreted by tumor cells and pericytes, binds receptors in tumor cells and macrophages, and encourages tumor cell–macrophage co-invasion [136].

Cross-species immune derangement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JNK/stress-activated activation in all three cohorts (Figure 3), a pathway involved in both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 [137]. While inflammation can impede tumor progression, signaling in the JNK pathway leads to brain infiltration via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and neuronal degeneration through Wg depletion [138], thereby increasing symptomology. The Canine IO panel, a collection of both enhancing and suppressing immune genes [90], was also elevated across cohorts. The comparable Nanostring IO (immuno-oncologic profiling) panel is activated in pediatric LGG and prognostically relevant [123].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studying the TME (Figure 3C) showed significant infiltration of immune cells (irrespective of pro- or anti-inflammatory nature).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presence of stromal cells. The ESTIMATE scores, derived from these immune and stromal scores, were correspondingly elevated. Higher scores reflect “impure” tumors infiltrated by immune and stromal cells. Canine glioma occupied a middle ground—stromal scores were higher in HGG (matching adult), but immune scores were higher in LGG (matching pediatric).

Overall, these data add considerable weight to the position that the canine and human HGG TME is “immune cold” [3,33,123], though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because sample acquisition and treatment exposure are highly confounded with cohort identity, their independent effects cannot be reliably estimated. Therefore, observed TME differences may reflect both bi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in tissue acquisition or treatment history. A potential cause of the occasional differences in immun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hree cohorts is administration of glucocorticoids prior to glioma sampling (see Section 4.12 below).

4.10. Brachycephalic Glioma and Proneural-Subtype Parallels

Brachycephalic dogs have a strongly increased glioma risk [15,56]. Their craniofacial conformation also results in brachycephalic obstructive airway syndrome (narrow upper airways with redundant soft tissues). The French bulldog breed (five cases in our study) presents extreme brachycephaly and is chronically hypoxic [57]. Hypoxia generates transcriptomic changes in glioma and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GG in French bulldogs and other brachycephalic breeds [57,139,140]. We therefore performed the first extensive molecular analysis of brachycephalic versus non-brachycephalic canine glioma (Figure 3 and Figure 4, Table 4 and Table S9).

Brachycephalic canine gliomas emerged as a molecularly distinct subset, with reduced GFAP expression and marked enrichment for PDGFRA (mutation, high amplification, overexpression), consistent with an oligodendroglial phenotype (Table 4). Diagnostic canine and human GFAP IHC is usually negative in oligodendrogliomas and positive in astrocytomas/GBM [49,141]. However, in human GBM, negative GFAP IHC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survival [141].

PDGFRA is an oligodendrocyte development gene functioning in oligodendrocyte progenitor cells [107,142]. Certain brachycephalic breeds, including the French bulldog, have an elevated rate of oligodendroglioma over astrocytoma [6,15]. In current cohorts, 16 brachycephalic gliomas carried 19 non-synonymous PDGFRA mutations (Figure 5), more than all non-brachycephalic (0 mutations) and mixed-breed cases (1 mutation). PDGFRA is activated by dimeric isoforms of PDGF-A and PDGF-B (PDGF-AA, PDGF-AB, PDGF-BB). The brachycephalic underexpression of PDGF-A may be a response to PDGFRA enrichment. These features closely parallel the Proneural subtype of human GBM, characterized by PDGFRA activation and abnormal EGFR signaling, alongside IDH1 events [107]. Similarly, human oligodendroglioma carries the Proneural signature [143]. The restriction of somatic PDGFRA mutations to brachycephalic dogs suggests that genetic background may influence the likelihood of selecting for intratumoral PDGFRA alterations. Dog breeds exhibit stro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xtend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due to founder effects and selective breeding, which can shape both germline variation and somatic mutational landscapes. The high prevalence of germline PDGFRA variants in brachycephalic dogs may reflect breed-associated haplotypes at or near this locus, potentially altering local genomic context or pathway activity. In this setting, tumors arising in brachycephalic dogs may be more likely to acquire additional somatic mutations in PDGFRA, either because of underlying genetic susceptibility or because such alterations confer a selective advantage in that background. While the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ese variants remain to be determin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rturbation of PDGF-PDGFRA signaling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brachycephalic dogs and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breed structure when interpreting somatic mutation patterns in canine cohorts.

Germline (inheritable) differences (Figure 4, Table S9) accompanied the somatic (intra-tumoral) alterations. Notably, PRPS2 was mutated in the majority of brachycephalic dogs but in none of the non-brachycephalic dogs (Table 4). PRPS1 and PRPS2 expression is decreased by hypoxia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144], offering a fascinating insight into the possible etiology of glioma in these chronically hypoxic brachycephalic patients. PRPS2 encodes Phosphoribosyl Pyrophosphate Synthetase 2, an enzyme that catalyzes the formation of phosphoribosyl pyrophosphate (PRPP), a key precursor required for the biosynthesis of purine, pyrimidine, and pyridine nucleotides [145]. PRPS2 has elevated expression in cancer and oncogenic functionality [146,147,148]. The distribution of PRPS2 variants suggests that a subset of mutations may directly affect catalytic activity, whereas others may influence PRPS2 function through structural or regulatory mechanisms affecting enzyme assembly.

Chronic hypoxia associated with brachycephalic obstructive airway syndrome might potentially shape somatic and germline mutation patterns. These manifold findings not only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breed-associated glioma risk but also distinguish brachycephalic gliomas as a particularly informative subgroup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e lack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 pathway enrichment (IPA, GO, and Reactome) between brachycephalic and non-brachycephalic samples suggests that the overall activation of each pathway is similar despit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genes, such as PDGFRA. Alternatively, the lack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could be due to a small sample size, particularly in non-brachycephalic breeds.

4.11. Canine Glioma as a Translational Model

Adult, pediatric, and canine gliomas are “the same, but different”. In terms of CNV (aneuploidy), overall mutation rate, absent IDH mutation, and hypomethylation, canine glioma best matches pediatric. However, it is adults and dogs who share the propensity for HGG [6]. Despite differences in mutation burden, methylation, and histology, canine HGG shares extensive molecular and immunological overlap with adult HGG (Table 5) [5,17,21,22,26,53,54]. Comparative pathology boards, comprising human and canine pathologists, are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diagnosis and pathogenesis of glioma [45].

This human–canine convergence supports the concept of convergent evolution, in which tumors arising from distinct genetic starting points ultimately develop similar malignant phenotypes under shared selective pressures imposed by the brain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immune system [3]. Histologically, many canine gliomas resemble malignant oligodendrocytes, while many human gliomas resemble astrocytes, yet there is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ir molecular similarities. Further,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is beginning to supersede histology [44,149]. The predominance of high-grade oligodendroglioma in dog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the finding that human pathologist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han veterinary pathologists to report infiltration and necrosis, and to diagnose oligodendroglioma [45].

Canine glioma might occupy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adult and pediatric glioma. Arguably, the question shouldn’t be whether canine glioma most closely resembles adult or pediatric glioma, but rather which is the best pre-human model for developing each specific therapy. Canine gliomas develop spontaneously in immunocompetent hosts, exhibit natural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respond to therapy in clinically meaningful ways (e.g., much shorte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in HGG [150])—featur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odel in rodents. The many parallels between the human and canine TME strongly support the extensive usage of canine glioma in immunotherapy development, including vaccines, oncolytic viruses, and other immune-modulating agents, underscoring its translational value [8,20,26,27,28,29,30,33,39,150,151,152,153].

Finally, given their large brain size, canine glioma patients have been used to develop intra-tumoral delivery of viruses, cytotoxins, chemotherapy, and laser interstitial thermal therapy [23,24,34,35,36,38,39,151,153].

4.12. Limitations

Our Cibersort and QuanTIseq results were not confirmed with IHC or flow cytometry. These techniques use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to infer cell numbers, rather than directly count cells. These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were primarily defined for the human genome and reused for cell quantification in dogs using orthologous genes. There is admittedly less annotation of the canine genome, and canine expression data may not be available for all the genes within a given molecular signature. These factors could explain, for example, the strong monocyte signatures observed in normal canine brain. While many of our result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prior reports of human and canine glioma, findings such as CD8 reductions require corroboration by other techniques.

It is worth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any therapy prior to glioma tissue harvesting, as this differed across the three cohorts. Adult glioma tissue is typically harvested at surgery after initiating glucocorticoid therapy [94]. Steroids act upon gene expression, the vasculature, and the immune system to reduce peritumoral edema and intracranial pressure. Pediatric glioma tissue was harvested at autopsy, which typically follows mutagenic therapies (radiation therapy, chemotherapy) and steroids [154]. Some canine patients received steroids, with a subset receiving mutagenic therapies, prior to euthanasia and glioma sampling. Some of the appa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cohorts in both the immune TME and genomic analyses could therefore arise from differences in therapies administered prior to glioma tissue collection. Euthanasia without any treatment, commonplace in canine glioma [6], should be leveraged to study the TME of truly treatment-naïve tissue. Unfortunately, the clinical metadata were not uniformly available across all datasets. As a result, formal sensitivity analyses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exposure and tissue acquisition variables could not be performed, although these factors are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TME and gene expression data. Future studies with harmonized clinical annotations and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samples will be needed to more fully disentangle biological differences from potential treatment- and collection-related effects.

The WHO system for classifying and grading human glioma has evolved. Future studie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classification system. However, vitally useful tumor banks have been constructed using prior WHO systems, including those leveraged in our study. The human cases in our study were classified under the 4th edition [47] rather than the current 5th edition [44]. Tumor type (astrocytoma, oligodendroglioma, glioblastoma) can be reasonably reassigned using IDH mutation status and copy-number profile (1p/19q co-deletion). As many features are unchanged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editions, most cases would have the same diagnosis. Notable exceptions include the discontinuation of oligoastrocytoma (still known as “undefined glioma” in dogs) and the increased weight given to genetic features, including IDHwt status, which has become a defining feature of human GBM independent of histology. Reassigning tumor grade, which underlies our LGG/HGG grouping, is considerably more difficult: the 5th edition grade 2/3 distinction relies on histological mitotic activity and cytological anaplasia, and is not fully resolvable from the TCGA data available to us (e.g., chromosome +7/−10 and TERT promoter status are missing for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cases).

It seems unlikely that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use the 5th human edition to diagnose canine glioma. IDH status does not se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anine gliomas—nearly all are IDHwt. In fact, because most canine gliomas display necrosis or microvascular proliferation [17,26,51] and are IDHwt [3,18,155,156], they would hypothetically be classified as GBM if applying the 5th edition. Instead, the CBTC canine glioma classification [6] is functional, co-created by veterinary and physician pathologists,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translational studies, has moderate inter-rater agreement, provides a simple grade (LGG or HGG), and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Our canine glioma dataset overlaps substantially with that published by Amin et al. [3]. Consistent with their findings, our analyses confirm the cross-species molecular similarity between canine and pediatric glioma.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focused on novel additions: canonical GBM pathway analyses, enhanced TME analyses, and brachycephalic versus non-brachycephalic glioma comparisons, including PDGFRA alterations and germline mutations. Also, canine glioma was compared to true normals within this study. However, the number of these controls was limited, and they were not matched by breed and age to the canine glioma cohort. Normal pediatric RNA-seq data were entirely unavailable, preventing key analyses such as gene expression.

5.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anine glioma, particularly high-grade disease, is molecularly and immunologically aligned with human glioma at the pathway and phenotype level, despite divergent initiating genotypes and epigenetic landscapes. Brachycephalic canine glioma particularly aligns with proneural adult GBM. The shared dysregulation of canonical pathways and the conserved immunosuppressive TME provide a strong biological rationale for continued use of canine glioma as a translational model, especially for immunotherapy development.

By moving beyond gene-centric comparisons to pathway- and phenotype-level analyses, this work reframes canine glioma not as an imperfect surrogate but as a complementary system that captures critical aspects of human disease poorly modeled elsewhere.

The ICDC website (https://caninecommons.cancer.gov/, accessed on 5 August 2020) provides complete genomic data from canine glioma, osteosarcoma, lymphoma, and bladder cancer cases as a free resource, and should be harnessed to support the translational study of these cancers.

本文为开放获取(Open Access)文章,全文转载自 Europe PMC,遵循原许可协议(cc by); 来源:Current oncology (Toronto, Ont.) · DOI: 10.3390/curroncol33100592,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方所有;中文为机器翻译,临床术语以英文原文为准。 查看原文 ↗

跳转原文 ↗ 返回列表

快捷键 S 一键收藏本文,收藏内容在 我的收藏 查看;PubMed 位于境外,直接访问原文可能需要国际网络环境,站内摘要无需翻墙即可阅读。

采集时间:2026-10-29 12:18:22 · 中文解读将在编辑审核后另行发布,未经审核的自动标注不构成临床依据。